科学方法针对的是规律性事件，就其实验方法而言，针对的则是可重复的事件。独特或罕见的事件由此被排除在外。此外，实验对自然施加了限制条件，因为实验的目的就是强迫自然回答人所提出的问题。因此，自然的每一个回答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所问问题的影响，结果总是一种混合产物。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所谓“科学世界观”只不过是一种带有心理偏见的片面观点，它忽略了所有无法从统计上进行把握的绝非不重要的方面。然而，要想把握这些独特或罕见的事件，我们似乎要依赖于同样“独特”和个别的描述。这将导致一系列杂乱无章的新奇事物的出现，就像那些古旧的博物学展柜，里面鳞次栉比地摆放着装在瓶子里的化石、解剖的怪物、独角兽的角、曼陀罗草、侏儒和干制的美人鱼标本等等。描述性科学，尤其是最广义的生物学，都很熟悉这些“独特”的标本：只需一个样本，无论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就能证实这种生物的存在。无论如何，许多观察者都会基于自己亲眼所见的证据相信这种生物确实存在。但如果我们讨论的是短暂的事件，除了给人们的脑海留下支离破碎的记忆外，这些事件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痕迹，那么单一的见证者就不够了，甚至多个见证者也不足以使某一独特的事件显得绝对可信。我们只需想一下见证者那些极不可靠的证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个看似独特的事件在我们记录的经验中是真的独特，还是在其他地方也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事件。在这里，一致同意（consensus omnium）在心理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从经验上看，这有些可疑，因为事实证明，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一致同意才对确立事实有价值。经验主义者不会不考虑它，但最好不要依赖它。绝对独特的短暂事件永远不会成为经验科学的对象，因为我们无法否认或证明这些事件的存在；倘若存在足够数量的可靠的个别观察，罕见事件则完全可以成为经验科学的对象。这种事件的所谓可能性并不重要，因为在任何时代，可能性的标准都源于该时代的理性主义假设。不存在任何“绝对”的自然定律，让人们能够诉诸其权威来支持自己的偏见。可以合理要求的最多是，个别观察的数量要尽可能多。如果从统计上看，这个数量落入了偶然概率的范围，那么虽然我们已经从统计上证明，它与偶然有关，但我们并没有给出解释。这条规则只有一个例外。例如，当情结征兆数量低于联想试验期间所预期的可能干扰数量时，不能以此为理由认为该情结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之前把反应干扰视为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