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无须指出,对原始心灵来说,共时性是一个自明的前提;因此,在这一阶段,并不存在所谓的偶然。没有任何事故、疾病、死亡是偶然的,或者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一种魔法影响。一个男人在洗澡时碰到鳄鱼是魔法师安排的,疾病是由某种精灵或其他原因引起的,某人母亲的坟墓旁出现的蛇显然是她的灵魂,如此等等。当然,在原始阶段,共时性本身并不表现为一个概念,而是表现为“魔法”因果性。这是我们古典因果性概念的早期形态,而中国哲学的发展却从魔法的含义中产生了道的“概念”,即有意义的巧合的概念,而没有产生以因果性为基础的科学。
共时性假设了一种与人类意识有关的先验意义,这种意义显然存在于人类之外。这一假设尤其可见于柏拉图的哲学,后者假设存在着经验事物的先验形象或模型——єἴδη(形式、相),我们在现象世界中看到的事物是它们的摹本(єἴδωλα)。在此前的数个世纪,这一假设不仅没有构成任何困难,反而是完全自明的。先验意义的观念亦可见于以前的数学,比如数学家雅可比(Jacobi)对席勒的诗《阿基米德与学生》的释义。雅可比赞扬了对天王星轨道的计算,并以下面的诗句结束:
你在宇宙中看到的只是上帝的荣耀之光;
在奥林匹斯众神那里,永恒的数统治着。
据说,大数学家高斯曾经说过:“上帝做算术。”
“共时性”和“独立自存意义”的观念构成了中国古典思想和中世纪朴素观点的基础,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应当竭力加以避免的陈旧假设。虽然西方已经尽一切可能来抛弃这个过时的假说,但并没有完全成功。某些占卜程序似乎已经消亡,但占星学仍然非常活跃,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显著地位。科学时代的决定论也未能完全消除共时性原则的说服力。因为归根结底,它与其说涉及迷信,不如说涉及某种真理,这种真理之所以被隐藏了很长时间,仅仅因为它与事件的物质方面关系不大,而与其心灵方面关系很大。正是现代心理学和超心理学证明了因果性不能解释事件的某种安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把共时性这种形式因素当作解释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