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零一夜》有一组核心故事，最初是创作于波斯的（因此框架叙事里的人物才会有波斯名字，山鲁亚尔也才会被认定为是一位萨珊国王），但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主要是两个叙事中心成长而来的：大马士革和开罗。相对较短的流传于叙利亚的多个版本从来就没有试图真正地讲述一千零一个夜晚的故事，“一千零一夜”这一说法只是在虚指“数量庞大”而已。有的人更喜欢这个传统。在侯赛因·哈达维给自己翻译的诺顿版译本所作的序言里，他盛赞自己钟意的十四世纪叙利亚手稿为“幸运的发育不全”的成果。相对地，他对更晚近也更宏大的在开罗流传的《一千零一夜》（见于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手稿里）则不屑一顾，说它“结出了大量的毒果，最后几乎要了原稿的命”。
但在如此情况之下，我们谈论“原稿”有何意义呢？或许更好的方式是把每一种翻译都看作许多可能的翻译中的一例，是为新的读者把文本重新镌刻（借用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的话）到新的文化语境中。有些读者和哈达维一样更喜欢直白冷静的《一千零一夜》，其他人则更喜欢能体现《一千零一夜》所孕育的无限生机的译文。正如博尔赫斯在他充满启发意义的《〈一千零一夜〉的译者们》一文里所高明地道破的，这些故事意旨不在于呈现巴格达生活的截面，而是在“改编古代故事以使其符合开罗中产阶级粗鄙甚至低俗的品位”。就像我们在第一章讨论过的《远大前程》多种版本那样，《一千零一夜》不同的译本针对的是不同的读者，提供的也是不同的阅读体验。阅读《一千零一夜》最理想的办法可能是彻底放弃寻找“最佳”的译本，而是在不同的夜晚品味不同的译本。欧阳文津为人人图书馆系列编辑的《一千零一夜》就让这一选择变得可能，因为她选择的故事是来自好几种不同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