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诠释”的观点，发源于尼采。在他的《论道德之外的真理与谎言》中，他把这一点解释得很清楚。由于自然已经丢弃了解读它的钥匙，所以人类的思想只能在被称为“真理”的假想概念之上运转。我们相信，当说出“树”“颜色”“雪”和“花”的时候，就是在原原本本地描述它们。但我们说的这些话其实是隐喻，它们与事物的本质并不相符。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的树叶，却并不存在一个原始的“模型”作为所有树叶的参照——“所有树叶的纹理、图案、形状、色彩、褶皱都依照它来绘制，只是因为绘制者双手的笨拙而不免走形。”一只鸟或一只虫子感知世界的方式也许和我们很不一样。但是，评判孰优孰劣并没有意义，因为根本不存在“准确感知”的判断标准。自然不承认任何形式和概念，遑论种类。它只承认一个对我们来说无法理解和定义的X。于是，真理变成了“一大堆流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变成了诗意的创造。不过随后，这种创造就变得自以为是起来，被强行转化为知识，真理只不过是“忘记自己虚幻本质的幻想”。然而，尼采对两种情况避而不谈。一种是，借助我们有限且值得怀疑的知识，以某种方式应对自然。比如，当一个人被狗咬了，医生知道该给他打什么针，即使他不知道咬人的是哪一只狗。另一种是，在大自然面前，我们被迫承认自己的知识是如此虚幻，只能另择他道（这就涉及认知范式的革命）。尼采意识到，一种自然的约束，也就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在他面前显现。它凌驾于我们之上，反对我们所谓的“科学”真理。但尼采拒绝把它概念化，因为正是为了逃离它，我们才构建出概念的盔甲作为防御。但进行改变是可能的，这不是重构，而是永恒而诗意的革命：“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感官知觉，如果我们的视角能一会儿像鸟，一会儿像虫，一会儿像植物；对同一个刺激源，有的人看到了红色，有的人看到了蓝色，还有的人甚至把它当作声音来倾听……如果是这样的话，自然的规律也就无从谈起了。”
因此，艺术，连同神话，“不停地混淆着概念，展现颠倒、隐喻以及转喻，不断地透露出清醒的人类的‘野心’，即赋予现存人类世界一个多彩、不规则、无因果关联、断裂、刺激以及常新的形象——宛若梦中的世界”。
以此为前提，逃离现实的第一种可能就是把梦当作避难所。但尼采坦言，艺术对生活的“统治”可能是个美丽的“骗局”。尼采的追随者们将下面这句话奉为圭臬：艺术想说什么都可以，因为存在本身毫无根据，它接受任何形式的定义。对尼采而言，存在的空洞与“上帝已死”不谋而合。从这个死亡宣言出发，一些人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错误结论：如果上帝不存在，或不再存在，那一切都将被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