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飨宴》中，但丁解释了自己在创作诗歌时意欲表达的意思。在这层意义上讲，可以说他并没有违背托马斯主义的观点；他诗歌中的寓言意义仍然是寓言式的，因为它代表了但丁旨在表达的东西。相反的是，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他举的例子会使人把它们看成地道的史实托寓。在信中的其他段落里，正如其他人所讲，他认为他的《神曲》由处理的方式激发灵感，而这种处理的方式是诗性的、虚构的、描写的、散论的、譬喻的（这些都是诗歌话语的传统特征）；但是他又补充道，也有定义、分析、证明、反驳和举列，这些则是神学和哲学话语的特征。不仅如此，我们还知道他经常阅读由神学和经典诗歌讲述的事实，把它们当作史实托寓。
但丁用这样的术语论说了《论俗语》中的诗人。在《神曲·炼狱篇》中斯塔提乌斯把维吉尔说成是“夜间行路的人，背后提着灯，对自己无用，却使身后的人看清道路”。这意味着——根据但丁的描述——维吉尔是一位先知：他的诗歌、他全部的异教徒诗歌表达了作者并未意识到的神旨意义。因此，就但丁来看，诗人延续着《圣经》的使命，而他自己的诗歌就是预言写作的新例子。他的诗歌同《圣经》一样被赋予神旨意义，诗人本身也受到神的启悟。如果诗人抒写的是爱的灵感激发起的东西，那么他的文本就跟《圣经》一样能够予以寓言性的解读，诗人也就可以正正当当地引领读者去猜测“在神秘诗歌的面纱之下”的东西。
于是，就在阿奎那贬低诗歌模式的时候，诗人们摆脱了他的观念影响，开拓出一条新的切入诗歌文本的神秘方式，开启了一条新的解读路径。这条路径将通过无数的代表人物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
使得但丁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的原因是他相信诗歌既没有无尽的意义也没有模糊不明的意义。但丁似乎坚持认为神旨意义分为四种，它们可以根据百科性的规约得到编码和解码。这也就意味着甚至连但丁自己也没有在象征与寓言之间划出一道分明的界限。
但是，如果《圣经》诠释者的悠久传统为正确诠释提供了标准，从而保证了他们能够“正确地”解读《圣经》，那么既然世俗世界失去了任何神秘意义，并且诗人是在谁（上帝、爱情，或者其他）的灵感激发下无意识言说的也不明确，将会发生什么情形呢？从某种程度上讲，由阿奎那完成的自然世界的神学世俗化把诗歌活动的神秘驱动力释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