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中，意大利相应地发生了认识论转变。鸟兽花草和宝石罕物的纹章世界并没有完全失去魅力。自然科学越来越趋近于量化和数理化；亚里士多德似乎没有更多的东西要说；新的哲学家着手开拓新的象征的森林。用波德莱尔的话说，那里有活的柱子，发出模糊但令人迷醉的语音。这些语音来自在希伯来神秘哲学和《赫耳墨斯文集》的影响下重新被审视的柏拉图主义。在这种新的哲学环境中，象征的概念经历了一次深远的变化。
为了构造一个不同的象征观念，把人带回神秘而又自我矛盾的现实，并且这一现实又不能被概念性地表达，就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新柏拉图主义。中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还算不上强有力，因为它被一种强烈的神圣超验观阉割了——抑或是变得更男性化了。让我们把它的起源称为“强有力的新柏拉图主义”——至少直到普罗克洛斯是如此——或是称之为诺斯替版本，在后者看来，人类大堕落之上存在着“元一”，他不仅是不可知的和模糊不明的，而且不依他者来决定，他把一切纳入其中，结果成为矛盾之地。
在强有力的新柏拉图主义的构架里面，应该考虑三个基本的前提假设，不管它们是明晰的还是模糊的：一、在世界的每一项元素和始源性的“元一”之间有着一种物质上的亲缘关系，也就是有一种发散的连续性；二、始源性的“元一”是自我矛盾的，在其中可以找到对立统一（实际上是一个神秘主义概念，但是在现代时期开始时为库萨的尼古拉和布鲁诺的哲学观进一步加强）；三、“元一”只能否定性和近似性地予以表述，所以对他的可能表述都必须而且只能借助于其他表述，同样地，这一表述也是模糊和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