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耳墨斯式漂移的主要特征似乎是一种从意义到意义、从相似性到相似性和从关联到另一个关联的无法控制的势能。这使人想起不超过六步就可以从一个词语（比如，peg）变换到另一个词语（比如，Plato）的游戏。如果这个游戏允许任何可能的联系（不论是隐喻的、转喻的还是语音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联系），一个人总会玩得很顺手。让我们玩一下：Peg—pig—bristle—brush—Mannerism—Idea—Plato。
与当代漂移理论（参见2.5）相反的是，赫耳墨斯式的衍义并不断言任何单义和普遍性的超验意义的缺席。它设定每一个事物都能联想起任何其他事物——只要我们能够辨识出其中正确的修辞关联——因为存在着强大的超验主体，即新柏拉图主义的“元一”。他（或它）是宇宙矛盾关系的轴心，是发生对立统一的场所，独立于任何可能的确定性之外，同时集“一切”“虚无”和“万物不可说之源”于一身，允许借助迷宫式的互相指涉网络使所有事物同其他任何事物相关联。因此，在任何文本中，同样地也在“世界这个大文本”中，赫耳墨斯式的衍义都能指认出“饱满的意义”而不是缺席的意义。
但是，这个世界充斥着标记，而这些标记表面上看来是由普泛意义原则统辖。其结果是任何可能意义的恒久漂移和延迟。某一个给定的单词或事物的意义都会是其他单词或事物，所说的一切实际上不是别的东西，只不过是对其他事物的暗指。
在这层意义上，每个语词表达的虚幻内容都是一个秘密，或者是引发另一个谜的谜。每一个符号的意义都会是另外一个符号，比前面的那一个更加神秘莫测，这样产生的结果有两个：一、没有办法检验诠释的可靠性；二、每个表达的终极内容都是一个谜。
既然这种过程预示着由符号到符号的无限漂移，文本的意义就总是被延迟。一个文本的仅有的意义就是“我不断地生发意义”。但是“不断地生发”出的意义接着又被诠释为“我不断地生发意义”，那么文本的终极意义就成了一个空洞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