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线路发源自《交流》杂志第八期。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期杂志中，巴特（Barthes，1966）谈到实际的作者并不能等同于叙述者；托多洛夫（Todorov，1966）提出了由“叙述者形象-作者形象”构成的对立，重新恢复了（从亨利·詹姆斯、鲁博克，以及福斯特一直到普永的）视角理论；热奈特（Genette，1966）着手细致分析语态（voice）和聚焦（focalization）的概念（确切地说是在一九七二年进行的）。此后，讨论通过克里斯蒂娃（Kristeva，1970）关于“文本生成性”的论述、洛特曼（Lotman，1970）的阐明、里法特尔（Riffaterre，1971）的“超级读者”的经验性概念，以及赫希（Hirsch，1967）的关于保守立场的讨论，这一争论通过科尔蒂（Corti，1976）和查特曼（Chatman，1978）最为精细的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概念得到发展。
有趣的是，最后这两位作者是直接从布思那里总结出他们的定义的，而忽视了沃尔夫冈·伊瑟尔在一九七二年提出的那个相似的概念。同样地，我也是沿着符号-结构主义这条线路的主流阐述了我的“标准读者”的概念（Eco，1979a），与这些成果相匹配的是借自关于叙述性的模态逻辑的讨论（主要来自范戴克和施密特）以及魏因里希的一些提示——更不用说乔伊斯在《芬尼根守灵夜》中所设计的“理想读者”的启发。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科尔蒂（Corti，1976）把有关非经验性作者的讨论追溯到福柯（Foucault，1969）。在福柯那里，在后结构主义的氛围中，作者的问题被设置为“话语中的存在方式”，或是概念连贯的领域，或是风格的统一。这样一来，就会相应地引发把读者的概念视作识别这一“话语中的存在方式”。
另一条线路的代表是伊瑟尔。他开始于布思的提议，却遵循另一种传统（英伽登、伽达默尔、姚斯）阐明了他的观点。（如在他的《隐含读者》的参考书目中所表明的那样，）伊瑟尔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叙述理论家（他们的名声是由托多洛夫和热奈特远播出去的）和关于乔伊斯的批评的影响。人们会发现在伊瑟尔的第一本著作里几乎没有涉及结构主义这条线索（唯一重要的文献来源是穆卡洛夫斯基）。直到《读者的艺术》（一九七六年）一书，伊瑟尔才精妙地（并且比他研究结构主义的同行更有见地地）试图把这两条线索串联起来，参考的是雅各布森、洛特曼、赫希以及里法特尔，还有我的早在六十年代所发表的作品（Eco，1962a）。这种坚持阅读时刻的观念尽管源自不同的方向，但似乎揭示了时代精神的愉快密谋。谈到时代精神，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查尔斯·菲尔墨——承接的是（受到批判的）生成语义学的自主传统——写了一篇名为《理想读者和真正的读者》的论文，丝毫无意于涉及上述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