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在《真实的因素》（一九八〇年）一文中对爱伦·坡的《失窃的信》的半心理分析式的阅读是对这个故事所做的很好的批评性诠释。德里达坚持认为他不是在分析作者的无意识，而是文本的无意识。他进行诠释是因为他尊重作品意图。
信件被发现放在挂于壁炉中心的一颗钉子上的文件夹中，当德里达诠释这一事实时，他先是从“字面”上理解由该叙述设计的可能世界，以及爱伦·坡为了呈现这个世界所使用的词汇的含义。接着他试图分离出该文本要表达的处于第二级的“象征”意义，或许这个意义超出了作者的意图。不论是对是错，德里达用文本中的证据支持他的第二级语义诠释。他这样做也是在进行批评性的诠释，因为他揭示出文本是如何生成第二级意义的。
作为对比，让我们看看玛丽亚·波拿巴对爱伦·坡的阅读（一九五二年）。她的一些解读可以作为诠释的很好例证。比如，她读《莫雷拉》《丽姬娅》和《埃莱奥诺拉》时，揭示了隐藏在这三个文本之下的相同“模式”：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女人，而这女人患痨病而死，于是这个男人发誓永远哀悼，但他没有信守诺言，很快又爱上另一个女人，最后，死去的女人回来用具有冥力的帷幔把他的新欢包裹起来。波拿巴以非技术性的方式指认出这三个文本中相同的行为结构，谈到着迷的结构，但是把这种着迷当作文本性的来解读，这样做就揭示了作品意图。
令人惋惜的是，这种美妙的文本分析同传记性的言论交织在一起。后者把文本中的证明同爱伦·坡的私生活（都是从文本之外获知的）联系起来。当波拿巴谈到爱伦·坡被死于痨病、躺在灵柩台上的母亲留给他的儿时印象所控制时，当她谈到在他的成人生活及其作品中他病态地为女人的冥力所吸引时，当她阅读他充满活死尸的小说以解释他的个人恋尸癖时，她是在使用而不是诠释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