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我今晚的舞会该穿什么衣服？如果我的回答是展示我的夹克衫和领带，并且说道，就像这样，大差不差吧，那么，我就是在明示。我所指的领带并不是我的那条领带，而是你可能会打的领带（它可能有不同的材料或颜色），而我就是通过向你再现今晚的你而进行“表演”。我向你预演了一番你今晚的扮相。利用这种简单的动作我做了一件最为戏剧性的事情，因为我不仅告诉你了某些事情，而且给你做了示范，提出了命令或建议，勾勒了一个乌托邦或可行计划。我不仅是在描绘一个给定的行为，实际上还是在引发一种行为、强调一种责任和展示你的未来。用雅各布森的话说，我的信息是指涉性的、交际性的、祈使性的和情感性的，并且（如果我举止优雅的话）还是审美性的。即便通过我当前的着装对你未来的着装进行描述，我还是在语言表达上加了一句大差不差吧。我的表演虽然主要是视觉性的和行为性的，但还是伴随着用来建立某种相关标准的口头性的元语言信息。大差不差意味着从我的领带的具体材料、颜色和码数当中进行抽象。这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手段，能帮助你剥去代表他物的对象的现实性。它削弱了我用来作为向你指涉“领带”的工具的相关特点，目的是为了能让它指涉你所能想到的所有可能的领带。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我们的醉酒之人身上。他并不需要有一张特定的脸、一种特定的眼睛颜色、胡须样式，穿夹克或毛衣都无所谓。但是（至少我这样认为），他的鼻子呈红色或紫红色；眼睛水蒙蒙的，有些迟钝；头发、胡须乱糟糟、脏兮兮的；衣服溅满了泥巴，皱皱巴巴、破破烂烂。以上这些是有必要的。我想到了典型的鲍威利街上的醉鬼。但是当我想到他时，我很自然地从很多特征中抽象出一些，只有一些关键的特征被保留下来并得到强调。这个特征清单由一套图示规约或者说社会符码建立。我们的救世军中士在选择合适的醉鬼时，肯定求助了社会性知识。他的选择是有符号指向性的。他就像要寻找合适的单词一样寻找一个合适的人。
然而，存在着把醉鬼同单词区别开来的东西。一个词是一个符号，但它不掩盖它的符号特性。我们习惯于接受借助词汇谈论实在，但是我们不会把词汇混同于事物（除非患了精神疾病）。在讲话时，我们很清楚是无形的东西——声音气息——代表着有形的东西（除非是在说谎）。但是并非每一个符号都同其他符号一样遵循同样的规则。以我们那场现场表演的基本模型为例，醉鬼是一个符号，但是一种假装不是符号的符号。这个醉鬼玩着一个双面游戏：为了被接受为一个符号，他就必须被认作是一个“真实”时空中的事件，一个真正的肉体。在戏剧中，有一种“语义方阵”。通过词语，一个声音对象代表着由不同质料构成的其他对象。在现场表演中，一个起初被认作真实物体的对象被当作用来指涉另一个物体（或一类物体）的符号，后者的构成质料与代表物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