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波特曼设计了时报广场酒店,这个设计当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当波特曼提出设计方案时,规划委员会还是很兴奋的,因为他们正在推进剧场区的更新改造,他们认为这个酒店的建设对那个地区会是一个很好的催化剂。但是,很多人并不认同这种看法。按照开发设计,需要拆除三座剧场,从规划上看,这样做似乎不是一条适当的振兴之路。另一个问题是酒店的建筑设计本身。车行道和停车位主导这个建筑的街面层,而街面高层的建筑立面是空白的墙壁,所以,这个设计实际上展开了对纽约大街的宣战。
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这个项目推迟了,整个建设在1982年才开始。那时的纽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个项目的设计并没有改变。当时,分区规划规定街面层为商业零售,不再支持建设空白的墙壁。但是,除几个装门面的变更外,这个建筑的外墙基本上还是空白的。建筑师不会改变他们的设计。规划师们实际上没有对他们施加压力,所以,恰恰是寻求建设一条繁荣的街景的规划委员会成了这个颇受争议的项目的推手。1986年年初,这家酒店开张,而建筑设计是1969年的设计,它就像一头冻在苔原上的巨兽。
争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爱国主义。为什么你要充当改变纽约的好心人?为什么你要与市政府作对?如果这个项目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而遭到破坏,受损失的是每一个人。银行会撤退,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作机会会丢掉,数百万的额外税收也会付之东流。那些想要改变分区规划的财团也会搬到斯坦福去,开发商则会去新泽西。
开发商总是贪得无厌的。但是,官员们几乎不会这样讲,尤其是在城市财政捉襟见肘的时候(城市财政常常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是开发商的城市,美国大量城市确实是开发商的城市。
为了顶住这类压力,规划委员会需要支持。规划委员会需要民间团体的支持,那些民间团体会与他们一道发出声音。在纽约,最强力支持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城市历史遗产保护的民间团体出现在公共听证会上,他们会反对规划委员会的设想,同时也常常支持规划委员会的设想,他们反对的成效最大。他们可能让规划师受委屈,但是,规划师也能看到他们的作用。他们形成的压力让规划师处在与开发商协商的比较有利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