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讲，最吸引人的还是人。我之所以重提这个观点是因为，许多设计出来的城市空间似乎把这个相反的判断当成了事实，他们认为人们最喜欢的地方实际却是他们避而远之的。人们常常这样谈论，所以，他们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可能会造成误导。有几个人会说他愿意呆在人群里呢？相反，他们会说，他会躲开人群，他们使用诸如“沙漠绿洲”“僻静的角落”“逃避”之类的术语。我很高兴，事实证明我的假说是不正确的。它迫使我去观察人们究竟在做什么。
观察人的行为的最好场所莫过于街头巷尾了。作为一个一般规则，纯粹闲聊式的交谈出现最多的地方常常是在最繁忙的交叉路口。纽约第五大道和第五十街的交会处可谓一个纯粹闲聊式的交谈的位置。百货公司入口处和大街拐角处也是人流最集中的地方。最大数目的谈话发生在百货公司入口处和大街拐角处，实际上，这两个地方的空间都是相对狭小的。几天之内，我们标记了133个谈话，57%的谈话集中在人流最多的地方。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重大差异，男人的谈话时间一般比女人的谈话时间长：50%的男性人群谈话5分钟或超过5分钟，而45%的女性人群谈话5分钟或超过5分钟。
列克星敦大道第五十七街和第五十八街之间那一段也是最拥挤的地方。招牌、植物花卉、街头小摊等，把原本就只有12.5英尺宽的人行道变得更加狭窄了，让人行道的有效宽度仅剩5英尺—6英尺。中午时分，行人只能排队通过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谈，很可能会进一步堵塞人行道。
令人惊讶的是，行人容忍了这类塞路的交谈者。我们做了一个实验，两个研究者在这个路段中间进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谈话。一位研究者这样写道：“为了避免干扰我们的交谈，几乎所有的行人都得靠展示货架那边走，或从停在马路牙子旁边的小汽车那边绕着走。有一位妇女故意挤了我一下。有些人嘴里虽然嘟囔着，不过还是侧身过去了。其他人即使心里在抱怨，表面上并没有流露出来。当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时，他们如此彬彬有礼，当他们不得不打断我们的谈话时，他们还会喃喃地道歉。”
观察等人的行人很有意思，尤其是那些等了近1小时的人更有意思。但是，最有趣的当属碰到了不期而遇的人。邂逅是一种发生率很高的事情，所以，在我开始观察人们在街巷里的行为时，邂逅很快就引起了我的关注。但你仔细思考下会发现邂逅其实根本就不是纯粹偶然的。在1小时的时间里，有3 000人会通过一个场所，所以，在那个场所遇到个把你能想出来的朋友、熟人或熟悉的面孔不足为怪，它出现的精算概率的确存在，当然不是完全确定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变化因素，这个概率可能还要高。

“神侃”没有确切定义。不过，它的基本涵义无非是“什么也没说”，无聊闲扯、政治观念、体育话题，无所不及，可是，就是不谈正事。当然，这种人群一般会按照职业划分，例如，买卖人一般会与其他买卖人神侃。服装设计师乐于与服装设计师神侃。一些神侃的人是退休的人，他们喜欢中午来到人头攒动的地方与人保持接触，避免孤独。服装区几乎所有神侃的人都是男人。
纽约服装区的建筑环境很糟糕。没有树，市容不整，满是噪声和烟尘，机动车行驶状况很差，甚至自行车手也试图在那里得到一席之地。当我们询问那些“侃爷”是否乐于往北走找一个广场和开放空间神侃时，他们会盯着我们，仿佛我们是疯子。其他地方？人们并不在那里工作。极其简单。第七大道的这个地方是人们聚集的中心。
最确定的一点是，我们找不到几个地方会如此清晰地证明，中心位置和口头交流词汇之间的关系。神侃群体不是静态的，它在不断变动中。有些人的神侃可能延续10分钟，然后散开，新的群体取代他们。其他群体会不断更新他们自己，旧人走了，新人来了，这些群体会把新人融合进来。那里有一些闲逛的人，常常是年资较深的人，我们可以通过周围人对他们的尊重来确定这点。他们在那个地方工作，喊住朋友，瞎聊几句，大概了解当时那里的人们在谈什么，然后瞎扯几句。我们当时跟踪过一个人，他与8个不同的小组交谈。他与他们搭讪，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他们带着兴趣听他说什么。无论他说的是什么，他与人交流的内容几乎是几何级增长的。——而且也并不是“什么也没说”。
另外一个神侃的地方是纽约的钻石区，第四十七街在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之间那一街段。那里的主角是哈西德派犹太人。那里的神侃基本上都是在侃生意经，那条街上有许多重要商务机构。当然，那里也有很多社交神侃，冬季的几个月里，那里的神侃也不间断。
这里的确有民族因素需要考虑。我们发现了植根于正统派犹太教文化中的丰富的手势语汇。埃弗龙（David Efron）把纽约东部犹太人与南部意大利人进行了比较。埃弗龙发现，意大利人的手势具有非常具体的意义，而且，这些手势已经流传了很多代人。埃弗龙阅读了有关手势的古书（如约里奥1832年写的《那不勒斯人的手势》），他发现，手势与100年以前相同，实际上，那不勒斯人的手势沿袭了古罗马和古希腊人的手势。现在，手势被描绘成具有特定意义的东西，一个人可以用它们讲故事，其他人可以遵循和理解。

手势强化演讲和暂停。一个人可能用暂停来产生效果，用“啊”或者“嗯”之类的声音发出信号，他打算继续说下去。他可能做个手势来传达相同的信息。手势特别重要，如果一个讲话人不是拿演讲当游戏的话，例如，跳过暂停或延长谈话时间。在这种时候，手势很容易触碰手势，例如，把一只手放到另一个人的衣袖上，仿佛在说：“我还没讲完呢。”
大部分接触性手势都是友善的；比较一般的手势之一就是把手搭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但是，在谈话中这样做的目的常常是为了实施一种控制。这样做的那个人是主角，在一个特定时刻，至少他试图成为这次谈话的主角。当正在讲话的那个人伸出手，接触另一个人的手臂时，他等于在说：现在不要开始讲，我还没有讲完呢。一个更赤裸裸的强制是按住另一个人的胳膊，让他不要开口。
谁肢体接触谁呢？男人想当然地认为，女人的肢体接触比男人多。我过去也认为是这样，我还有相当好的例证，我录了一段录像，一个妇女在大街上拽每一个人的大衣，这是另一种接触的习惯。但是，我们的一个女研究人员提出了与我不一致的看法，她认为，这样想是典型的男人思维，我们可能需要全面观察。她的确是对的。在随后的街头调查中，我们发现，男人比女人更多地用肢体接触他人。最常见的还是男人用肢体接触男人。
另一项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心理学家亨利（Nancy Henley）发现，肢体接触与权力和身份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在一次随机观察中，男人做出来的肢体接触最多；男人用肢体接触女人比女人用肢体接触男人要更频繁一些，老人用肢体接触年轻人比年轻人用肢体接触老人要频繁得多。我们的那位女研究人员对喜剧和电视剧中的肢体接触做过分析，结果显示男人在肢体接触上多于女人。如同在生活中一样，在虚构的故事里也是上位者发起肢体接触。

商人们会一直与小贩们竞争——无论什么类型的小贩——但是，谁胜谁负始终是捉摸不定的。一直都是这样。过去许多年以来，涉及小贩的法规越来越苛刻，有时则有些放纵。然而，这些政策变更对小贩的商业活动影响不大，甚至在小贩最自由的时候，相关法规是相互抵消的，如果真的去贯彻那些规定，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不会再有小贩了。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与人们喜好相对立的法律总是贯彻不下去的。禁令也一样。市场拒绝当局。食品小贩对市中心区的商务活动不利，对人们不利，对人们的健康不利，这是人们听到的声音。但是，人们对此并不以为然。他们喜欢在室外吃东西。他们喜欢有选择。他们喜欢小贩的价格。他们花不起全套午餐的费用，但是，他们负担得起一个热狗和一瓶苏打水（1.65美元）。所以，他们买小贩的食品。小贩提供的是既定市场提供不了的。
城市自己制造了一个真空。拿纽约的第六大道为例。那里曾经有许多出售食品的地方，熟食店、自助餐厅、爱尔兰酒吧、咖啡馆。在规划分区变更成奖励式分区的刺激下，建设了新的办公建筑，而原先的食品店都不存在了。替代它们的是购物中心和银行窗口。但是没有食品，甚至连小食品店都没有。于是，小贩来了，而且小贩越来越多。现在，人行道上满是小贩。有时七八个小贩一溜排开。这是街道的报复。

街头艺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争取得到一些钱。他们拿着他们的帽子，他们的某个同伴拿着帽子或空盒子，在人群前走来走去。他们举着的容器上可能有手写的劝告。人们非常好奇地看看那上边写了些什么。
“请不要用信用卡。”
“请赞助这门艺术。”
“支持现场音乐表演。”
“把这个古怪的孩子送到兵营去。”
一个黑人萨克斯管演奏者制作的牌子上这样写着：“把我送回非洲去。”他做得很成功。他说：“黑人要我去看看他们的根，所以，他们给我捐钱。白人希望我们都回到非洲去，可能从我这开始。”
捐助和接受钱是他们表演的一部分。与乞丐一样，有很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两个以上的人拿出了钱，那么，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拿出钱来。街头艺人通常笑脸相迎，感谢捐献。音乐家可能用几个高音表示致敬。总之，他们很有教养地去接受别人的捐助。街头艺人很少对那些没有捐钱给他们的人无礼。
街头艺人喜怒无常，有些人很自负。但是，他们有一种很好的职业情谊。他们在划分自己的领地上是合作的。在繁忙的下午，他们会形成一个潜规则，谁在重要公共场所表演。例如，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可能有四五个表演等待出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街头艺人会侵犯其他人的表演。他们在等待时，会作为一个志愿者给其他表演喝彩和欢呼。
伦敦的“科文特加登剧院”和巴黎的“蓬皮杜中心工作室”同样如此。在这两个地方，每个表演大体占用10分钟到15分钟。这两个地方都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若干表演，但是，街头艺人不喜欢这种竞争。
对于街头艺人来讲，空间规模并非重要因素。在空间不大的情况下，他们会很快让人们簇拥起来。街头艺人最喜欢的地方是大人流的地方，常规的观众不断更新，如办公室的，旅游的。纽约中部地段最好的地方莫过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台阶、圣托马斯教堂的台阶、大军广场和中央公园购物中心。街角可以让他们如鱼得水。非常好的街角是第五十九街和第五大道那个街角。对于个别音乐人来讲，最疯狂的事情就是在皇宫里表演了，《纽约时报》的威廉·盖斯特（William Geist）谈到过他聆听优秀萨克斯管演奏者雷·彼得斯（Ray Peters）的经历。一个妇女往他的盒子里扔了50美分。她说：“你是一个年轻的天才。总有一天，你会创造一个伟大时刻的。”
“夫人，现在就是伟大的时刻。”

街头艺人可以影响观众。街头艺人很老练地把观众里的一些成员带进他的表演，在这种情况下，街头艺人就会影响观众，魔术师谢里丹（Jeff Sheridan）就是这样的街头艺人，谢里丹从一个生意人那里借一件大衣，然后，试图在那件衣服上烧个洞；谢里丹要一个漂亮姑娘脱下她的草帽，然后竟然从那顶草帽里拿出了一瓶啤酒来。谢里丹怎么变出啤酒的呢？有人说，注意他的左手。另一个人说，啤酒在他的手套里。
谢里丹非常有才华。当然，甚至不那么有才华的街头艺人同样能招来一群人。有这样一个魔术师，他有一个令人不快的表演，说的都是陈词滥调。但是，他不缺少观众，他笨拙的表演依然让观众之间发生了交流。
这样，聚集起来的观众共享一个表演，当然，这种共享的意义可能转瞬即逝，但是，共享本身就是城市里最好的东西。我记得，在第五十九街普利策喷泉前的一场哑剧表演结束时的情景。当时，这个哑剧表演让人们很快乐。哑剧表演者走近两个年轻人，在空中给他们画了一个方块。观众都笑了，就连那两个年轻人也笑了。然后，一个警察侧着身走过这个广场。警察看到人们在笑，他正在监督着这个哑剧表演者，他笑了笑，然后走向这个哑剧表演者，跟他握手。人群欢呼起来。那是一个极其美好的时刻，是城市特有的一种时刻。

偏执狂先生
第五大道的街角站着一个人。他头戴一顶毡帽，40年代后期的学院里曾经时兴过这种帽子。他站在马路牙子上，面朝里，没有人与他交谈。但我们经过那里，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关键词：“FBI”“警察”“税务局”。他正在说，他们想来抓他，那一伙人都想来抓他。他们也会抓你，如果你不戒备的话。他当然是神经错乱了。

铃鼓女人
铃鼓女人是一位中年妇女，身材清瘦，头发灰白卷曲。她静悄悄地来到列克星敦大道，然后走到一个显眼的地方，如教堂的台阶上，或者百货公司的大门口。她停下脚步，从她的旅行袋里拿出一个铃鼓，连敲三下，然后，开始一个长篇大论的演讲。一群人聚集在一起。
她在说什么呢？听不清。古怪的人讲的话常常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任何一句话都貌似有理。但是，句子之间缺少联系，因此，整个讲话不知所云。“我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小女朋友。”她嚷嚷道，接下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大阴谋。突然，话说到了一半，她戛然而止，把铃鼓收进旅行袋，走开了，留下一群摸不着头脑的人。

背着行囊的男人
背着行囊的男人长得很英俊，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大步流星的姿态走路。无论什么季节，他总是穿着那件战壕雨衣，背上背着他的行囊。固定在行囊上的是他的一张照片和一张卡片，上边是手写的一段话：“只有我的家人有权殴打我。如果你不是我的家人，请不要打我。”
路人对这段话惊讶不已，会放慢脚步，想再看看他的行囊上都写了些什么。可是，行囊上下跳动，读起来挺费劲的。有时，几个人都试图读读这段话，他们会挤作一团。走到街角处，背着行囊的男人会停下来，合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在祈祷似的。跟随他的人现在倒是可以阅读那段话了，然后就会散去。
我最后一次看见这个背着行囊的男人时，他依然穿着那件战壕雨衣，但是，没有行囊了，也没有那张照片了，走路还是那样大步流星。

女巫
她看上去像个女巫。她有一个长长的尖鼻子，黑头发，眼距很大，而且两个眼睛动起来不同。她身着黑衣服，通常还用手臂夹着一本卷起来的《华尔街杂志》。她大声呼喊，发出令人烦躁的声音。她的目标恰恰是那些举止斯文的人。圣帕特里克节游行那天，我看到她在奚落一个神父，当时，这个神父正在负责一个教区学校女生乐队的工作。女巫说，她晓得这个神父要什么，然后，做了一个下流的动作。这些女生咯咯傻笑。神父跑去找警察，希望警察来制止这个令人恐惧的女人。警察说：“对不起，神父，她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不过，女巫蔑视她不喜欢的人，例如，孩子。我拍了一段关于她的录像。当一个小男孩和他的妈妈一起从她身边走过，这个女巫向后仰身说道：“他妈的，你这个小混蛋。”她朝着小孩啐了一口唾沫。女巫的行为令人愤慨，围观的人同样可悲。他们面面相觑。“你看见那个女人向那个小男孩啐唾沫！”然而，他们却在那里发笑，仿佛他们与女巫是一个阵线的。
这个女巫扮演起女巫的角色来很像那么回事，她看上去真像早年会被烧死的那种女巫。过去的许多女巫外貌其实没有她那么可怕。但是，现在，看看她以及她的那些怨恨还是很有趣的，她很高兴有观众。我想，她相当喜欢我。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走过那里，她总是眨眼示意。

携带购物袋流浪的女人

在所有街头巷尾的人中，最艰苦、最能忍受困难的当属流浪的女人。流浪女蓬头垢面，她们的腿常常肿胀着。她们衣衫褴褛，手里拿着两三个购物袋，透过塑料袋，我们大体可以看到里边装的是什么，无非是垃圾和碎纸。有些人推着购物中心的购物车。也有一些携带购物袋流浪的男人。“玻璃纸人”就是一个，他用许多层透明塑料把自己裹起来。
流浪者的路径非常有规律，他们常常在火车站逗留。在中央车站，这些流浪者们一般睡在同一个门口或同一个地点。白天，在西格拉姆大厦广场的东南角，第五十三街的入口处，花旗广场的窗台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流浪的女人。
她们来自何处？社会工作者发现她们令人困惑。大部分流浪的女人都被一种大幻觉支撑着，例如，她们非常非常富有，但是，这座城市把她们的财富藏了起来。另外一个流浪的女人常去的地方是公共图书馆的外边，她正在读一本拯救世界的书。她的一个幻想就是，她是一个漂亮的、妩媚的女人，她现在还给自己涂抹着怪异的胭脂。大部分这类流浪的女人都有中产阶级的背景，有些还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一个流浪的女人是从巴纳德毕业的，曾经是JRP的签约模特，为若干家杂志拍过封面，代表美国所有女孩的理想，30年前，她曾经是中部大西洋网球大赛顶级种子选手。我之所以知道这一切是因为我的妻子曾经与她住在一起。
所有这些流浪女人的共同特点是强烈的独立性。在纽约，有许多无家可归的人暂时不在社会服务体制之内；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福利或刚刚被从公寓里撵出来。然而，流浪的女人有所不同。她们完全不在社会服务体制之内。更有甚者，她们抵制让自己进入社会服务体制。当一个社会机构收留了她们，她们会变得迷惑、担心和愤怒，她们不会为了得到帮助而服从这种社会服务机构的规则。她们不会告诉这种社会服务机构她们的名字是什么。她们没有家庭住址。她们拒绝洗澡或做些自我清洁的事情。总而言之，任何社会援助都会要求她们遵守规则，所以，流浪的女人无法获得社会援助的资格。
任何人想要获得社会援助，就要遵守社会援助的规则，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流浪女人的问题，所有心理不正常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因为误以为他们靠稳定性药物可以得到控制，纽约州的精神病医院把5万人放到了街头。可以用各种理由解释为什么把他们从医院里释放出来，但是，最初减少精神病病床的计划包括提供门诊治疗措施，这项工作并未如期实现。对于许多人来讲，结果是两个世界都变得更加糟糕了。精神病医院把精神病患者限制在高度制度化的环境中，对于这些精神病患者而言，城市的自由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经历。对于一些精神病患者来讲，唯一的避难所是旅馆的单人间。然而，他们对此依然担心，人们可能会伤害他们。
从精神病医院释放出来的患者本来就没有几件开心的事儿，在这所剩无几的开心的事儿中，有一件事儿就是坐在上百老汇中段的长椅上晒晒太阳。各式各样的老人都聚在那里，有些闲聊，有些保持沉默。可能有一两个瘾君子。不过，街头巷尾都是安全的地方，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生活。

地摊

出于宗教理由摆地摊的群体，有些是纯洁的，有些是欺诈的。如克利须那派教徒（Hare Krishna）是真正的信仰者，不管他们信仰什么。他们似乎挺愚蠢，但是，许多年里，这类群体层出不穷。克利须那派教徒的音乐和他们的长袍看上去挺奇怪，但是，克利须那派教徒一直都是友好的群体。现在他们不多见了，许多人反倒想他们了。
年轻男女组成的摇滚乐队是一个不能遗漏的群体，他们身着黑色的僧侣服装，讲起话来仿佛他们在哈佛大学念过书。他们看上去像某种恶魔邪教徒，不过，他们说他们正在与毒品作斗争。他们像发小广告的人一样，没有固定地点，他们尾随我们，要我们买他们的出版物，捐一些钱。他们说他们可以接受支票。一群恶心的家伙。
一个神气活现的戴着呢帽子的年轻人站在一个小桌旁。桌子上放着一个写字夹板和书写板。桌子上放着一个招牌：“拯救海豚！”当人们走过那里，这个年轻人会说，请加入保护海豚的战斗，在请愿书上签字。许多人停下来。这个年轻人会说，签个字就行，同时递过一支笔。当行人签字时，他会劝说，捐一点点都是很有意义的。管理费用。印刷开支。他是志愿者。停下来的大部分人都会签字，大部分签字的人会捐款。
这个年轻人几年前就开始做这种工作。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招牌上写着“拯救纽约中央车站”。那是1975年的事了，当时，许多市民踊跃地捐款。市政艺术协会认为这是诈骗，很不高兴，并报告了警方。
这个年轻人的下一个招牌是“拯救鲸！”。他的桌子旁边放着一幅展示捕杀幼鲸的画面。直到80年代初，这个年轻人一直呼吁“拯救鲸”，估计“拯救鲸”吁求一定非常能够聚敛资金，随后，他的招牌变成了现在这个“拯救海豚！”。

玩“三牌猜一牌”的人

玩“三牌猜一牌”的人提供了某种最好的街头大戏，而且，让人们看到了他们会上多大的当。玩“三牌猜一牌”的人应该从一开始就被打上问号。两个放荡不羁的年轻人，常常是黑人，把纸盒子放在人行道上，然后开始玩。一个是庄家，一个是玩家，庄家反复洗着三张牌，一张红的，两张黑的，他不断把红牌朝上。庄家戏弄这个玩家，敦促这个玩家给哪张牌下注。庄家嘴里还哼哼着：
红的你赢
黑的你输
就看你选哪张牌
这两个玩“三牌猜一牌”的人大喊大叫。他们的吆喝声吸引了路人，他们很快就被一群人围了起来。这时会有另一个托儿挤在这群人里。这个托儿可能年纪不小，有时还是个女人，但是，那个托儿无论如何都会装成路人。
这个游戏明显是有诈的。我们发现托儿应该不难。托儿赢了。这时，真玩家们下注了。自以为是的人太多了。活跃的玩家们都看上去胸有成竹。他们识破了这个骗局。庄家遇到对手了。在玩家们赢了一些小赌注时，“三牌猜一牌”的庄家看上去怒火中烧，他几乎要当缩头乌龟了。玩家动了真格的，把他的注翻了3倍。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庄家会是不友好的，咄咄逼人的，这场游戏变成了一种胁迫。庄家冲着玩家嚷嚷。庄家恶狠狠地盯着玩家。庄家说，拿20美元出来，快下注，快下注。人们为什么会听从是一个谜，可是，那些玩家真的那样做了。
耍个花招和按照常理就足以保证庄家会赢。庄家总是赢的。但是，为了赢大的，庄家还有另一个办法。在这场骗局一开始，庄家就利用了玩家的好恶来赢这场盗窃。事情是这样展开的。一个托儿大喊：“警察。”庄家四处张望，把牌扔进纸盒子。一个围观的人拿起那张红牌，当着观众的面，给那张红牌做了一个记号，然后，再还回到纸盒子里。庄家会转身。那个围观者给那张做了记号的牌下注。红牌出现了，围观的人赢了。他再下注，他还是赢了。庄家愤怒了；他告诉那个围观的人，他不玩了。那个围观的人走了。
现在，人们争相给那张做了记号的牌下一个大注。一个人拿出200美元，放在那张牌上。庄家把那张牌翻过来。那张牌却是黑的。
红的你赢
黑的你输
就看你选哪张牌

在第四十二街和时报广场周边地区，看到像罪犯的人没有什么好惊讶的。走到地下通道，可以看到更多——扒手、恶棍和危险的人。这是一个国家藏污纳垢的地方，在其他城市来的人开始谈论他们不喜欢的事的时候，“纽约客”一定笑了。其他城市的人应该看看我们的纽约。真正令人厌恶的东西就在纽约。
鉴于游荡的人这么集中，所以，值得注意的是相邻商务区的安全问题。我对商务区广场和小公园的活动了解得挺多的。只看对人的攻击的话，那么，那里的广场和小公园基本上是没问题的。这个判断当然需要某种限定：没有任何一条街在凌晨2点是安全的；最好避开一定的边角地区；白领的毒品传递不危险，可是，它依然是一个问题。相类似，嫖娼卖淫作为一种街头现象，此起彼伏。在20世纪70年代，街头有很多妓女，尤其在列克星敦大道；以后街头妓女变少了，但是，指标显示，站街的妓女正在重新抬头。
简而言之，坏事不少，但并非那么危险。然而，感受恰恰相反。在许多城市，在市中心，对犯罪的感受大于犯罪本身。在达拉斯，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人都同意，市中心的犯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然而，许多人补充道，他们个人一直都没有在市中心遇到麻烦。统计数字证实了这个特征。对于整个达拉斯来讲，市中心登记的犯罪事件最少。
但是，犯罪形象本身是一种力量。大公司在郊区寻找避难所，它们把街头犯罪拿出来作为它们搬家的理由。实际上，市中心的犯罪可能不那么严重。不过，大公司因为想象的犯罪而忧心忡忡，所以，它们把它们的新总部建得像城堡。
我并不希望自己盲目乐观。城市中的确存在危险的地方，有危险的人。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很重要的，例如抢劫犯和街头小贩。许多商人和政府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他们自己远离街头生活，他们把街上的人都看成不受欢迎的人，如果街头的人真被驱除掉了，他们可能会很高兴，这正是他们在一些城市采取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
那些政府官员应该换一个方向思考。街上的人们开始离开一个地方，这才是需要担心的时刻。街上的人就像煤矿里的金丝雀，他们是一个地方健康与否的指数。

我可能有些狭隘，不过，在我看来，就所有的行人而言，纽约的行人是最有经验的。他们走得快，而且走得敏捷。他们付出，他们收获，他们进取和包容，他们用最微妙的动作，向别人显示了他们的愿望：眼神，偏离中心线一度左右，微微摆摆手，挥挥卷着的报纸。
只要行人能，他们甚至会恐吓小汽车。一个司机减速，打算右转弯，这时，行人会做任何一件可能的事来妨碍这个司机转弯。他们假装没有看见那些要转弯的车。他们把他们自己当成了人质，或者给我让路，或者轧死我，迫使那些司机做出不得已的选择。
《纽约时报》的谢泼德（Richard Shepard）既是一个学生，研究大街，也是一个行人，他说：“纽约人带着一种特殊的、有目的的步伐在走路，去一个目的地的人的脚的位移，符合地方节奏，不想磨蹭。”纽约人更青睐的另一种解释是，纽约吸引了有志向的、有智慧的、有进取心的人，即像他们自己那样的人，而正是这种吸引力产生了纽约的步伐。
他们怨恨约束。交通信号灯就是一种让人不快的东西，起码是让小汽车而不是行人赢得时间。拿第五大道为例。我们打算挤出点时间向北走。当信号灯一变绿，我们就开始匆匆走起来。我们大约走上240英尺，就碰到了下一个信号灯。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信号灯刚刚变红。只有当我们以每分钟310英尺的速度行走，我们才不会遇到红灯。
外地人可能顺从地等待信号灯变绿，但是，纽约人可能根本就不去看信号灯。纽约人会去看马路，看看有没有机会过马路。在绿灯亮起来之前，他可能匆匆地过了马路。
纽约人是屡教不改的乱穿马路的人。他们可能一开始是走在斑马线上，但是，很有可能突然改变行进的角度。许多乱穿马路的人选择就在街段的中间直接过马路，特别是当街段非常长的时候，更有可能随意选择过马路的地方；在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之间的那一段四十二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早高峰时，乱穿马路的人常常走一个长长的大斜线过马路，有时甚至穿过2/3的街段长度。这是很危险的，但是，这样做不是没有它的道理的。那些走大斜线乱穿马路的人可能削减1/3的旅行路程长度。

如果前面有一个合理清晰的路径，人们所选择的步行速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一般来讲，男人比女人走得快，年轻人比老人走得快，单独行走的人走起来比成群结队一起走的人要快。负重似乎不会让人走慢；稍微有一点点爬坡也不会让人走慢。他们无非是多消耗一点气力，但是，他们不会放慢脚步。
在一个大城市的市中心，男人的步行速度平均约为5英尺/秒；290英尺/分—300英尺/分；3.5英里/小时。快走的人平均速度为4英里/小时，加快几步的时候，步行速度可以达到5英里/小时。人们会把这种步行速度维持多久取决于城市的品质。对于美国西南部汽车导向的、比较新的城市来讲，大部分人可以按照这种速度走3个—4个街段。在纽约，可能是5个街段。
大城市的人走起路来比小城市的人快。为什么如此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可是，存在差别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研究显示，城市规模和步行者的步速之间存在相关性。我们的测量通常是针对自由行走的人的；因为自由行走在大城市比在小城市要罕见得多，所以，大城市行人步速有可能被高仿了。但是，高仿的程度可能微乎其微。我们自己针对不同情形所做的跟踪研究表明，大城市的行人确实走得快，我们对城里人那种匆匆忙忙的印象是有事实依据的。
大城市的人为什么走得快呢？纽约区域规划协会（RPA）的普什卡廖夫（Boris Pushkarev）认为，因为大城市的人走得比较远，所以，大城市的人走得比较快。大城市人的时间对他们很宝贵，所以，他们压缩他们的出行时间。
另一种解释是，大城市的人必须应对的是高密度的人。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把大城市的人为什么走得快看成一个超负荷问题。他推论说，大城市的人受到非常大量的刺激；有许多人在与他们相互作用。负担大于个人可以承载的能力，所以，他们通过加快步伐的办法来让个人负担最小化。
我并不这么认为。那个看法不符合步行速度的数据。进一步讲，我们是在自由状态下测量步行速度的。大城市的人不是因为拥挤才走得快。他们并没有很挤。的确，大城市的人可能已经习惯拥挤了，无论挤还是不挤，他们都会加快步伐。但是，这种推测是无穷无尽的。

对于超负荷来讲，人们采用各种防御机制来应对拥挤状况：乘地铁，避免与陌生人的不必要接触，等等。不过，走快一点一定就是这类适应吗？人们还可以说，人们走快一些以增加环境刺激。
在给每一个行人计时中，我注意到，那些走得快的人没有表现出比其他人多了一份烦恼或紧张。他们表现出有所成效，他们步行的方式有时透着一种孤傲。似乎在说，我是一个很重要的、忙碌的人，我在路上。但是，大部分走得快的人并不专横，常见的解释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着急，所以，他们就三步并作两步走。
就像承载能力的概念，超负荷概念也是一个不严谨的概念。超负荷是贬义的，把一个高度刺激当成某种要减少的东西。但是，走起来最令人愉悦的大街正是那些可以得到高度刺激的大街。正如我会在后边给出的判断一样，最好的大街是可以刺激感官的大街，我们不能设想，走在大街上，只得到好的感觉，而不会得到不好的感觉。现实的大街，好的感觉和坏的感觉是混合在一起的，不能分开，就像我们都喜欢欣赏花店摆放的花一样（好的感觉），但是许多其他的人也一样喜欢欣赏花店摆放的花（坏的感觉）。

一个行人正在路过什么，是会影响他的步行速度的。一个行人可能以290英尺/分的速度开始迈步，然后，他经过一个商店的橱窗，一个商品展示窗口，于是，他放慢了他的脚步，以200英尺/分的速度行走，他甚至有时停下来。当他重新开始走起来，他可能以340英尺/分的速度行走，仿佛抢回失去的时间。相类似，当他经过一段河堤或一个空白的墙壁时，他可能大大加快他的步伐，快速通过无聊沉闷的街段。
白天对行人的步伐有影响。一天中最好的时刻之一是午餐之前。虽然无法测量，但是，那个时段的步行具有快乐的品质。会有许多成群结队的人，尤其是年轻的执行官们，他们看上去兴高采烈。在那种时候，“三个快乐的家伙”最有可能出现。那时，人们会开很多玩笑，会发出阵阵笑声。期望值很高。好事的确会发生。
午餐后，行人的步伐慢了下来，当然，不排除有人会小跑，以便准时回到工作中去。午餐结束，许多人会起身告别。关键人物误点了，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约两个人吧。他们迟缓的步伐似乎在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午餐。人们会依依不舍，或者拖延午餐才是目的所在。这些非正式的场合可能十分重要。
高峰时段的节奏是生机勃勃的。早高峰是最目标明确的，人们的确希望从A地到B地，他们有一定的经验来把握这个目标。在必须做出决定之前，他们会移到人流的最右端或最左端，以这种方式来预计自动扶梯的位置。
晚高峰也是忙碌的，不过，晚高峰更具社交性。更多的人三三两两地走着，更多的人都在纯粹闲聊式的交谈中，他们更加依依不舍，甚至还有不少人就站在那儿。但是，晚高峰的人流仍然是高效率的。由于时间是自由的，所以，就算是在最高峰的时段，行人的步行流可能还是最顺畅的。
只要地方适当，人们会翩翩起舞。老火车站就是这类适当的地方，还有那些保留着这个运动方式的地方。站在俯瞰纽约中央车站主大厅的凉台上。左边，四个下行自动扶梯中的三个在左侧，很多人正在下行。不过，一会儿，人们在无数种方向上分开。有些人围着售货亭顺时针旋转，有些人则逆时针旋转。数百人会以这种方式移动，而且还会以穿梭、躲闪、假装的方式移动。这里和那里，某个人会跑起来。几乎每一个人都与其他人处在碰撞中，但是，他们也会以放缓、加速、擦肩而过等方式避免接触。实际上，这就是我所说的翩翩起舞。

第2层楼

人们到列克星敦大道来的另一个理由是它的2楼。沿着列克星敦大道，那些赤褐色房子里依然有很好的商店，大部分情况下，2层和1层一样开商店和餐馆。在一段延伸了3个街段的列克星敦大道上，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些商店：

麦迪逊大道，在第六十九街和第七十街之间：有关第2层楼很好的例子。（图1）

舞蹈工作室
看手相的
美容店
洋娃娃修理店
空手道
中餐馆
美甲店
床垫店
音像制品店
钟表修理店

它们一起产生出一种热闹的景象，尤其是在黄昏以后。当光线转移到了室内，出现了很多移动的剪影：成对跳舞的人，理发师和顾客，靠着窗户坐的一对人。这种景象是使人回忆起双层巴士的一个很好的理由。
2层楼对街面上的第1层具有明显影响。想要行人把头抬起来朝上看，老板们必须想办法让行人注意到他们的店铺。所以，他们把招牌和旗幡从窗子里挂出来，尤其是那些理发店，很有竞争性。在楼梯口，招牌上了人行道。有时，店主会派一个人站在那里拉客，或者往行人手里塞小广告。
有关2层楼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莫过于第六十街到第七十街之间那一段麦迪逊大道了。那里现在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专业店一条街，但是，它的基本元素却是很一般的。每幢楼有5层楼高，20英尺宽，10幢楼为一个街段；其中一些楼已经被替换了，变成了比较高的楼，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赤褐色砂石建筑依然还是那条街的形式和特征。除了少数例外，这些建筑的1层和2层都用于开店，与它们相邻的新建筑也同样延续了这个传统。

什么在吸引行人呢？商品本身无疑是拖住人的关键。列克星敦大道最具吸引力的商品是妇女新潮服装和装饰品。价格也是吸引力的一个方面，而且你听到的都是强调价格的低廉，以及这个价位很快就没了。就现在。所有的商品均为半价。就今天。
但是，非常昂贵的商品对行人也有吸引力。我们研究的一个展示是模特身着美妙绝伦的中国宫廷服饰。虽然那些服装的价格昂贵到只有极少数行人能够承担，那个橱窗依然吸引了很多人，其人数规模超出了正常情况，而且，许多看那个橱窗的人是低收入人群。
我们在这个案例中发现，这个橱窗展示大大提高了销量。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很难计算观看人数和实际销量之间的相关性的。一些很有吸引力的橱窗展示实际上引来了许多销售，有些橱窗展示则做不到这一点。当然，不要应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好坏。另外，逛街还是一种娱乐，它帮助商店促销，还宣传了那里的周边环境。
吸引行人最多的商品是那些放在行人眼前的商品，行人可以拿起它，感受它。无论哪里的店主在街上展示他的商品，都会明显增加看客；销售二手书的阿戈西书店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橙子、苹果、不值钱的服饰珠宝，甚至一堆剩货都会吸引很多人。看看它们，摸摸那个商品，得到一种感受本身就是目的。
来回踱步，絮絮叨叨的搭讪，能够吸引行人。之所以把商品摆到门外的理由是，商人或他的营业员常常走出店来。如果这个商人是积极的，那么他实际上处于一个理想的位置，把逛街的人变成买东西的人。
活的东西也很能吸引行人。在列克星敦大道上，最有吸引力的展示莫过于宠物店的橱窗了，那里装满了小猫小狗。活人当然也做得很好。当服装模特在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的橱窗里展示时，那里是最吸引人的。不过，换成一群人可能效果更好。有一次，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在一个拐角的橱窗里上演了迪斯科舞会，交替出现美丽的姑娘和经理们跳舞。橱窗外吸引了很多人，甚至堵塞了交通。
用真人在橱窗里做展示是可以吸引行人的。出售妇女时尚用品的芙蓉天使专卖店也在列克星敦大道上，它常常用真人在橱窗里做展示，例如，用腿上画了文身图案的姑娘们展示商品或者用真人做形体表演。
但是我看到的最有吸引力的橱窗展示之一是一个什么都不展示的橱窗。邦维特·特勒百货公司用褐色的包装纸覆盖了它的若干个橱窗，在踮起脚尖可以够着的位置上挖了几个小洞。这个举动让逛街的人摸不着头脑。不久，他们排队从那些小洞往里瞅。他们其实看不到多少，这样反而逗乐了他们，他们也渴望看到其他人的反应。

人行道

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在前一章提到，列克星敦大道的人行道对行人来讲太窄了。现在，我打算考察问题的另一方面。对于如此大的人流来讲，12.5英尺的宽度实在是在开玩笑。

这是列克星敦大道西侧中央车站的一段人行道，一个最拥堵地点上行人人数变动的状况。这个最拥堵地点的人行道宽度为12.5英尺，而高峰时段，每小时通行人数达到4 000人。中午时分，行人人数逐步上升，达到每分钟通行100人的速率，或每小时通行6 000人，行人开始进入车行道。最高行人通行峰值为每分钟120人，他们实际上占用了车行道。（如图）

然而，列克星敦大道对行人依然具有吸引力的是，人们在人行道上的感受，而且，狭窄成了那些人行道的一大特征。有些地方增加了人行道的宽度，却造成了对一条街的不利影响。我们也许不可能确定一个恰到好处的人行道宽度，但是，设置这个目标未必是坏事。
与列克星敦大道相反的另一个极端是郊区的购物中心。那些郊区购物中心的通道很宽，30英尺以上。郊区购物中心的通道从一开始就比较宽。第一代区域购物中心有许多绿色空间，中央通道的宽度达到50英尺— 60英尺。当开发商开始给购物中心加盖屋顶时，他们一定程度地减少了通道的宽度，不过，那些购物中心的通道宽度还有30英尺— 50英尺。宽敞的通道和郊区购物中心被认为让顾客得到了很大的心理收益，是消除市中心拥挤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影响的一剂良方。
但是，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们开始注意到建设宽阔通道的负面效果。除了建设成本外，当通道非常宽时，通道两侧的商店难以相互照应；在紧凑商业布局的条件下，顾客可能流连忘返，但在具有宽阔通道的郊区购物中心，不会产生那些在紧凑商业布局条件下出现的效应。

亚历山大百货公司的出入口具有若干特征：亚历山大百货公司大厦与这个街角是斜交的，所以，提供了一个特别宽敞的街头，亚历山大百货公司的入口宽18英尺，有8扇旋转门。天气好的时候，把它们敞开，可以起到通风的作用。
那个出入口的设计不错，几乎从不堵塞。从社会角度看，它也不错。许多人在门前聊天。从这个百货公司出来的人常常会稍作停顿，四处张望，仿佛迷了路似的，定下神来之后，再走起来。有些人也就是站在门口，等人或者吃吃冰淇淋。

这张图标出了一天中午12点到下午1点之间在亚历山大百货公司门前停顿的所有人流量。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最集中的地方恰恰是在进出这家商店人流的中间位置上。我们还可以看到，看不见的建筑轮廓线成为人们活动的一个边界。（如图）

纽约的亚历山大百货公司大门前是人们相会、聊天或简单停一停的好地方。我们记录了人们在那个门前停过的地方，这个记录显示，人们停留的位置有簇团的倾向，街角削角的建筑轮廓线似乎成为了一个看不见的边界，划出了人们的活动范围。
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也在列克星敦大道上，它的南入口与亚历山大百货公司仅隔一个街段。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的这个南入口是商铺不良出入口的典型。出入口的两边各有1扇旋转门，在它们之间是2扇推门。旋转门不能很好应对人流。在人多的时候，许多人会被大门旋转的节奏搞糊涂了，等着迈步的时间长了，结果错过了进入旋转门的机会。一个男人往左边靠靠，让一位女士先从他的右边通过大门，然后，他会发现自己被卡住了。2扇推门要花点力气才能推开，所以，使用的人少多了。
总之，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在列克星敦大道上的南入口不能让整个人流顺利通过。就通过4扇门进入商店的顾客数量看，右边的1扇旋转门大体承担了83%，中间的2扇推门仅承担了8%和1%，而另1扇旋转门承担了8%。通过4扇门走出商店的顾客数量与以上分布大体相同，偏向使用右边的那扇旋转门。

可以展开社会交往的广场人气最旺，在那些广场里，成群结队的人比那些人气不旺的广场多。在纽约那些人气最旺的广场里，成群结队的人大约占50%— 62%，而在那些人气不旺的广场里，成群结队的人大约只有25%—30%。高比例实际上是一个选择性指标。如果人们成群结队地去一个广场，那是因为他们预先决定一起去那里。人们成群结队地去的广场并不是很适合于个人。当然，人们成群结队地去的广场所吸引的个人，就绝对数而言，还是比那些人气不旺的广场所吸引的个人多。所以，如果我们是独自一人，一个人气旺的地方总是最好的地方。
人气最旺的地方一般会有高于平均数的女性。一个广场中的男女比例反映了劳动力的构成，不同地区，广场中的男女比例不同。在曼哈顿的中城地区，大约有60%的男性，40%的女性。究竟坐在哪里，女性比男性想法更多些，她们对烦恼的事更在意，她们花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一个地方。她们还很有可能用她们的手绢去掸掸要去落座的地方的尘土。
男女比例是一个观察指标。如果一个广场的女性人数明显低下，那一定是有什么问题。相反，如果一个广场的女性人数居高，那么，这个广场可能不错，管理妥善，已经被人们选择了。

广场的生活节奏不会因为地方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早上的几个小时里，光顾广场的人不成气候，零零散散：在广场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卖热狗的小车推了过来，擦鞋的坐在广场边，一个送快递的，一个年长的行人，在那里歇歇脚，几个游客，一个妇女在那里翻腾她的手提包。如果附近正在建设一幢大厦，那么，11点以后，会有一些戴着安全帽的建筑工人出现在那里，喝罐装啤酒，吃三明治。接下来，那里越来越热闹。
中午时分，大批常客开始光顾。活力很快达到顶峰，而且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之前。纽约的午餐时间特别长。其他城市可能也就是1小时多一点，许多城市基本上也就是45分钟。（哈特福德以及它的那些保险公司就是这样。城市乐于看到更多的室外生活，但是，时间似乎不够。）
在广场里活动的人中大约有80%是在午餐时间来到广场的，下午5∶30以后，广场里的人就寥寥无几了。但是，这只是一般而言，城市不应该觉得它们市中心的空间都是特别无效率的。剧场一天也就开放几个小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剧场没有发挥它们的功能。正如我们以后会总结的那样，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以延长市中心空间的利用时间。不过，也不要指望可以延长多么长的时间。夏季，下午晚些时候，如果广场里还有爵士乐表演，人们会在那里再逗留1个小时或再多一点。无论怎样，傍晚7点钟左右，大部分人会上路回家。
在午餐期间，人们会均匀地散布在广场里，人们喜欢在广场的某些部位上待着，而光顾广场另外一些部位的人比较少。我们还发现，在非高峰时段，更能反映人们的选择。当一个地方熙熙攘攘的，人们会随遇而安，只要能坐下就行了，不一定去考虑那里是不是他们想坐下的地方。当大批人离开广场之后，人们的选择就很重要了。广场上的一些部分真的没有人了，其他地方仍旧有人使用。在西格拉姆大厦广场，大树覆盖了它的后部边沿地带，那里还是有人，而其他地方则是空空如也。西格拉姆大厦广场的后部边沿地带似乎不是熙熙攘攘的地方，但是，累积起来计算，那里恰恰是西格拉姆大厦广场利用率最高的地方。

广场里的站立模式很有规则。当人们在广场里停下来谈话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像在大街上一样，站在主行人流中交谈。他们还显示出一种倾向，靠近旗杆或雕塑之类的物体站。他们喜欢界限清晰的地方，如台阶或水池的边沿。他们几乎很少选择站在一个大空间的中间。
解释很多。喜欢柱子可能源于某种原始的直觉：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走过来的人，但是，我们的后背却被藏了起来。可是，这个看法不能解释人们为什么喜欢沿着马路牙子站成一排。一般情况下，他们面朝里，把后背暴露给大街上的车辆。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人们在广场中的移动是广场的一大奇观。我们在建筑照片中看不到人在广场中的移动，建筑照片上通常是没有人影的，摄影者用来拍摄的角度很少与其他人分享。所以，摄影者用来拍摄的角度是一种误导的角度。从上往下俯瞰一个广场，广场的一切均暴露无遗，我们可以看到的几乎是一种单色的几何图案。而当我们平视与我们的眼睛平行的层面上时，广场随着人们的移动和那里的色彩而活跃起来，人们匆匆地走着，从容地走着，三步并作两步地登上台阶，人们交织穿行。加快脚步和放缓脚步，以配合其他人的移动。即使地面是灰色的，墙壁也是灰色的，譬如冬季，但妇女穿着红大衣，撑着彩色的雨伞，广场里还是色彩斑斓。
那里有一种诱惑人们看一看的美景，而且有人觉得，那些表演者很了解这种美景。人们会在台沿上和台阶上找到自己的座位，从这种随遇而安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美景。他们常常以他们自己欣赏的姿态坐在那里。西格拉姆大厦广场的色调是灰棕色的，下雨时，广场里点缀着一把或两把雨伞，就像柯罗画上的那些红点，让西格拉姆大厦广场成了最好的舞台。

城市需要为树而战的人。如果市政府里真有这类为树而战的人，情况会好多了。纽约之所以有适当数量的树木，原因之一是一个规划委员反复对规划项目的植树计划做出干预。他不满意给开发商提出的最低标准。他敦促开发商们种更多和更大的树。他并没有法定权利去实施比较高的标准。如果开发商同意采纳比较高的种树标准，对其他项目的协商会顺利一些。许多开发商采纳了比较高的种树标准。这个委员实地考察开发商的植树承诺。纽约的确有很多树；对此，应该对纽约市规划委员会的前副主席加伦特（Martin Gallent）致敬。
水是另外一个重要元素，设计师一直都很好地利用了它。新广场和公园以多种形式提供水：瀑布、水帘、激流、水池、水渠，等等，唯一一个缺失的方面是让人接触到水。
看、感受和听到水是最美好的事情之一。我总是对西格拉姆大厦广场的水另眼相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愿意是可以把手放到水里的。人们总是去接触水；他们用手和脚去接触水，当他们撩水时，保安也不干涉他们。
然而，在许多地方，水是只能看的元素。如果用脚去接触水，保安会马上出现，禁止这样做。水里有化学药品，危险的物质。让人们去接触水，我们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人们会去游泳。

说到评估公共艺术，人们经常提到一个有着天才眼光的妇女，弗里德曼（Doris Freedman），她善于把艺术与场地配合起来，控制人群。恰恰是因为她的想象，《城市墙壁》项目把许多空白的墙壁变成了如哈斯（Richard Haas）这类艺术家的画布。正是由于弗里德曼的呼吁，纽约市展开了“艺术百分比”项目。
“艺术百分比”项目的一个分支叫做“公交艺术”项目。这个项目是一种感觉练习。设想让纽约人认识到，地铁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从而打破乘坐地铁人数衰减的恶性循环和日益低下的服务标准。地铁的确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但是，实际上的变化还不够。人们必须认为地铁正在变好。
为了帮助他们得到这样一种感觉，都市交通局展开了一个叫做“承包一个车站”的项目，创作火车站里的公共艺术。有些创作很专业，例如，在纽约第五十三街地铁站他们把最有趣的展品打上灯光，放置在人们抬头可见的地方。有些公共艺术品是由孩子们创作的，例如，500名学生在地铁皇后站绘制了那个街段的壁画。
另外一个项目是“纽约地下的音乐”。很多年以来，音乐人一直在地铁车站里做音乐表演，不仅仅在通道里表演，而且还在站台上表演。但是，过去，他们的表演是不合法的，而且，他们还通过音乐表演讨钱。1984年，地铁警察处理了671起此类事件。新的计划改变了这种状况。地铁运营当局不仅没有禁止音乐表演者，而且还鼓励他们做音乐表演。地铁运营当局掌握了60位表演者，安排了他们的表演时间和18个表演场所，大部分安排在高峰期和最繁忙的车站。地铁运营当局不给他们付酬劳，但允许他们讨钱。
“纽约地下的音乐”一直都很成功。当人们站在站台上等车时，他们很惊讶，也很快乐。赞扬声不绝于耳，大部分人总是说，音乐让紧张的纽约人放松下来。车站里的音响效果很不错。

1973年，西雅图艺术委员会建立了美国最早一个“百分之一艺术”项目。如同其他城市，西雅图艺术委员会把项目重点放在了公园和广场上美丽的公共艺术品上。这种方式是场地导向的艺术，艺术家从场地和周边建筑环境出发展开他们的艺术创作。例如，一群艺术家与一个变电站的建筑师们合作。他们的《旋转花园》把变电站建筑结合了起来。
西雅图艺术委员会决定对西雅图的所有场地展开研究，把市中心本身看成一个雕塑花园或艺术公园。这个想法被证明是不现实的。市中心由很多部分组成。西雅图艺术委员会的领导人安德鲁斯说：“市中心不是一个静态的‘城市艺术中心’，所以，艺术规划应该以作为公共场所网络的城市为基础，城市这个公共场所网络处在不断变动的状态下。”在确定这些基本场所时，西雅图艺术委员会已经采纳了林奇（Kevin Lynch）的观点。在一个非常全面的场地盘点中，西雅图艺术委员会分清了路径、节点、区和边缘。西雅图艺术委员会还十分关注人的活动。西雅图艺术委员会认为，公共场所应该具有社会功能，它们应该强调场所的社会意义。
西雅图艺术委员会的成员对每一个街段展开了实地调查，他们观察到了网络的交织：山边、小径、一般地形地貌所产生的零碎空间。最后，西雅图艺术委员会产生了一个很具有想象力的计划。
以下是西雅图艺术委员会确定下来的基本场地和可能的创造：
●　派克市场下的西大街拱廊：这个地方采光不好，看上去很可怕。但是，那里可以创作一个壁画，改善采光。（不过，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让鸽子不要去那里。）
●　阿拉斯加大道和西大街形成的三角形的山坡是一块公共用地。行人和驱车的人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那块地，所以，那个山坡成为了布置公共艺术品的好地方。
●　第一大道和塞内卡的交会处是一小块私有土地。那个区位使那块私人土地成为西雅图的一个入口。那个地方应该用来做临时艺术项目。
●　第二大道和耶斯勒的交会处。一边是景观空间，另一边是一个非同一般宽敞的人行道。应该把两边统一起来设计灌木丛，创造景观。
●　西雅图老建筑的屋顶上往往安装着水罐。水罐或平台能成为很好地创造公共艺术品的地方。曼哈顿有一个水罐就是用金属片包起来的，形成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改造。
●　帮助行人在坡道上行走的台阶会更加流行起来。因为规模不大，而且是专门为行人设置的，所以，那些台阶为艺术家提供了创作公共艺术品的机会。
●　通过在沥青地面上绘画的方式，可以把停车场改造成为公共艺术品。许多小亭或小货摊可以改造成很好的公共艺术品。

▷三角效应

我们已经涉及让一个地方运转起来的基本元素。不过，还有一个因素要提一下。我把这个因素叫三角效应。三角效应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某些外部刺激让人们交流起来，一个陌生人与其他陌生人交谈起来，仿佛他们原先就相互认识似的。假定有两个妇女站在大街的一个角落里，一个衣着不错的年轻女子伸出手来，向站在那里的一个男子讨钱。这个妇女把头转向那个妇女，问道：“你看到了吗？”那个妇女回答说：“丢人。”这两个妇女说话的语气通常出现在关系密切的朋友交换思想的时候。
一个比较积极的街头人物确实可以推动人们之间的交流。马古先生可以吸引一群人，这一群人相互之间会开始谈论马古先生。街头表演者可以产生相同的影响，即使那些人不怎么样。一个年轻的魔术表演者是我所看到的矮子中间的一个高个子，他满嘴陈词滥调，让我不得不与相邻的人交谈起来。
街头表演的一个长处是它们的始料未及的效果。当人们围着一个表演者形成一个圈圈时，人们看上去像孩子一样。一些人面带笑容。这真的是娱乐，当然，人们很少这样想，商店的老板肯定不这样想，他们努力驱赶那些街头表演者。然而，街头表演总有某种价值搁在那儿。
刺激人的可能是一个实际的对象，看得见。在布鲁克林海茨的漫步长廊的一个小公园里，可以看到伊斯特河对岸下曼哈顿的大楼。那是一个很好的谈话契机，陌生人常常相互交谈起来。当我们遇到这种情景，不去理会陌生人是不礼貌的。
我们已经提到，雕塑可以产生很强烈的社会效果。亚历山大·考尔德在芝加哥联邦广场上创作的《粉红色的火烈鸟》对行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对纽约大通曼哈顿广场的研究显示，《四棵树》具有类似的效果。人们被这些雕塑所吸引。他们站在《四棵树》下。他们触摸《四棵树》。他们敲敲它，听听它所发出的声音。他们与别人谈论它。它是由什么做的？木头？或者某种塑料？
引起三角效应的另一个刺激因素是万事通。纽约到处都有这种万事通。万事通地上全知，自愿给人提供帮助。《四棵树》不是木制的，而是玻璃钢制作的。

好的公共场所基本上都是自我管理的。佩利公园就是很好的例子。它恭恭敬敬地对待人们。保安卡里瑟斯（Jackson Carithers）和格林（Jasper Green）和蔼可亲，很少去责备到公园来的人。如果有人乱扔垃圾，公园中的其他人可能会去责备他。佩利公园里有可以移动的桌椅，公共财物按理说会受到破坏。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以下是自从1967年这个公园开放以来的违反公园规定的记录：
1968年　两个开面包车的人偷走了人行道旁的一盆花。
1970年　“茶点”的招牌被人从墙上拿走了。
1971年　一个小桌子被人偷走了。
1972年　一个人试图在树上刻符号。
1974年　入口处的一盏铜灯被人偷走了。
1980年　有人闯入了小吃店，需要安装新门。
1983年　人行道上的垃圾起火了；可能是事故。
1967年—1986年　在此期间，从未丢失过可以移动的椅子。
在我研究纽约市广场和小公园的16年中，纽约市的广场和小公园仅仅出现过三次真正的麻烦，这三次都源于设计不佳和管理不善。在使用良好的地方一直都没有发生问题。
那些基本上出于安全考虑而设计的地方安全状况反而堪忧。那样的地方常常修建了围墙。修院墙的目的是把坏人挡在墙外。实际上，效果可能相反。一个公司有一个使用不错的小公园，大约10年以前，它收到警报，有些毒品贩子中午时分在那里做交易。公司管理部门紧张了。他们拆除了一半的长凳，然后，沿着公园的两个开放的边修筑了铁栅栏。这个措施明显减少了使用这个公园的人数，毒品贩子对此很高兴，因为那里竟然成了他们和他们的顾客的天下。公司管理部门决定改变这个措施，应用针对“公共空间项目”的推荐意见，改造了这个公园：在公园里布置了食品小卖铺、桌椅，组织安排了一系列音乐表演。从此，那里运转良好。

西格拉姆大厦广场的一天慢慢开始。上午8∶50，有3个人坐在那里；他们很快离去。直到上午11∶30，任意时间的人数在2人—5人之间波动。上午10∶35出现的很大涨幅是因为突然来了26个小学生，他们在那里稍事休息。大约在上午11∶30，人数开始上升。中午时分以后，坐凳上的人数上升到了18人。在随后的2个小时里，坐在那里的人数会在17人—22人之间摆动，平均人数大约在18人—19人。
现在，让我们看看地理图像。当人们开始填充一个空间时，他们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那个空间里，他们并不是径直朝着最空的地方走去。他们去其他人去的地方，或者合理地靠近那些人。在西格拉姆大厦广场，台阶的拐角处常常是人们最喜欢落座的地方，那里也是开始聚集坐者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海滩上看到相同的现象。在一个有名无实的西班牙假日里，我在一个悬崖上安装了一台延时摄像机，俯瞰一个小沙滩。第一批拿着遮阳伞的人到来时，大部分人走到沙滩前部和中间。当其他人来时，他们并没有去那些空着的地方。相反，他们去填充那些别人离开后留下的位置。到了中午，海滩前部和中间布满了人。海滩上的遮阳伞均匀地排成了三条平行线，人们会以为这是一个勘测人员安排的，其实不然。海滩的两边和后边依然还是空空的。
人的密度越高的地方人越多。甚至在那些人非常稠密的地方，同样有扎堆的倾向。在为国家公园管理局所做的一项很精彩的研究中，《公共空间项目》记录了纽约国家海滨公园门道的雅各布·里斯公园海滩的情况。在高峰使用日以及其他日子里，摄像记录显示，人们簇拥在海滩的前部，而不是去填充那些相对没有什么人使用的海滩后部。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种低收入现象来解释。在长岛的另一端，汉普顿四镇，人均的海滩面积要多很多，但是，人们簇在一起的模式很相像。
纽约麦迪逊大道上的IBM大厦有一个中庭花园，人们对它的使用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不小而且很有吸引力的中庭花园设置了20张桌子和60把椅子。桌子固定在地上，而椅子是可以移动的，这种安排促进了某种独立行为。工作人员会把椅子摆放在桌子旁，一般来讲，坐者觉得可以。他们会满足于稍稍移动椅子，但依然或多或少靠着桌子坐下。不过，的确有许多人选择把他们的椅子搬到另一个地方去。我跟踪他们对椅子的这种移动，因为这样做可以让我们知道，最好在哪些地方多加几把椅子。如同沙滩上出现的情景，人们并没有远离其他坐着的人。他们乐于选择的地方是竹林的旁边。整理这个地方的工作人员不知疲倦，不断把椅子搬回桌子旁边。人们也不知疲倦地把椅子搬到别的地方去，如竹林的旁边。

还是回到西格拉姆大厦广场的台沿，当午餐时间就要到来的时候，一群人会坐在台阶上；台沿上的人数会在18人—21人之间。在整个午餐时间段里，都会维持这个人数。考虑到如此之大的人来人往变动，台沿上的人数始终徘徊在18人—21人之间，当然很不一般。在2个小时的时间里，几乎每一分钟都有人起身或坐下。整个人数的起伏非常微小。当人数达到21人—22人时，马上就会有人站起身来走开。如果人数下降到18人，总有一个人走过来坐下。自我控制似乎在工作。
有人可能设想设计好的空间间隔。从某个角度上讲，是这样，但是，好的空间间隔并不能真正解释什么。注意，在高峰期，人们是没有时间在整个台沿上实现空间上的均匀间隔的，像电线上的鸟一样，也没有谁因为太挤的缘故离开那里。有些地方会有人紧紧地围坐在一块；而在其他地方，人们之间的确有相当的间隔空间。甚至在三个峰值时间里，12∶50,1∶25和1∶50，这都是实际情况。其实那里还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另外6个人。
但是，那6个人始终未出现。仿佛直觉在告诉人们，什么人数是一个地方的满员人数，让他们合作起来，维持这个人数状态，或乖乖地离开，或坐下，或不坐下，保持范围以内的人员密度。偶然事件当然也会发生，4个朋友挤在一个空间里，而把另外三个空间闲置起来，给3个独来独往的人留下位置。但是，从整体上讲，偶然事件会很规则地发生。
无论是什么机制，似乎存在一种规则在影响着人们选择最相邻的物理空间。这就决定了这个地方的有效容量。有效容量并非静态不变的，也不能仅仅用数字表达。有些定性方面需要加以考虑——人们是否舒适，是否很快离开或逗留。对不同的人，这些因素可能很不一样。
人数变化甚至还会有某种像音乐一样的跳动。下午1∶50，快节奏出现了。这很正常，常常发生。地面的流动节奏也加快了：最后那些来吃午餐的人，也该回去工作了。这张西格拉姆大厦广场图看上去很像一个自动钢琴打孔纸卷，所以，我很惊讶，如果真拿这些去演奏，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一个作曲家朋友对此着了迷，他说，使用正确的调式可以做些编排，它是音乐。我希望有一天，这张记录会是：西格拉姆大厦广场北前台沿一天的生活，柔板。

我在其他空间使用上也发现相同的模式。路边停车就是其中之一。与在台沿上落座的人一样，路边停车的似乎主要是短时间停车的人。实际上，恰恰是长时间停车的人主导了路边停车活动；长时间停车的人数超出了比例，他们占据了大量有效停车时间。
就小公园和广场的设计而言，密度研究产生了令人鼓舞的结果。概括起来讲，容量是自我调整的。人们自己决定一个地方可以承载的人数，人们自己处理得非常好。设计师不需要担心他们可能让一个地方太有吸引力了，太拥挤了。设计师们应该担心的恰恰是事情的另一面。大部分城市空间的承载能力远远超出它们本身具有的使用水平。
能够吸引最高密度人的地方没有几个，它们提供了最令人鼓舞的经验。当它们可能事实上成为最拥挤的地方时，那里也是最令人愉悦的、最不拥挤的地方。敏感设计，以及博大的胸怀，提供了这种异常空间。

令人惊讶的是，大部分建筑规范并没有专门涉及建筑入口问题。我们甚至在建筑指标中都找不出入口这个词。但是，大部分建筑规范对出口却没有少说，那些规范非常关注如何让人们安全地从建筑的内部走到建筑的外部。这种考虑没有错，向外推，门的确可以打开，但是，从建筑外进入到建筑里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一个条款就排除了最好的门。
我们可以在高峰时段观察一组双开式弹簧门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可能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当人数达到峰值时，人们通过双开式弹簧门的速度更快、更容易。我第一次在蒙特利尔的维莱·玛丽广场看到这种现象。当时，我正在计算通过主通道入口处的人流，那个入口有6扇双开式弹簧门。早上8∶45，人流达到每小时6 000人次，此时的确有些拥挤，许多人排队通过那些门。10分钟以后，人流达到每小时8 000人次。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拥堵发生。人们几乎在不排队的状态下，鱼贯而入，更快捷和更容易。
开门现象是一种解释。开门现象非常有意思。如果让人选择，有些人会朝着那些已经打开的门走去，或者向正在被别人打开的门走去。有些人天生就是开门的。但是，大部分人并不像他们那样，大部分人会哪怕排在3个人或4个人后面，等着迈进开着的门，而不去动手推门。
在拥挤的时候，更多的门会保持大开。人们会在通过入口时均匀地分布，最后，在峰值时段，所有的门会全部打开，人们会鱼贯而入。那些通过大门的人之间的间隔会比舒适间隔短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走得很快，他们不让门有关起来的机会。
想想：为什么不留1扇门始终开着？或者2扇门或者3扇门？
在纽约，这样做会违背规范。这个规范说，出口的门要“通常保持关闭状态”。其他城市的规范也是一样。人们担心“烟囱效应”，让室外的冷或热空气进入建筑内部。幸运的是，一些建筑物的保安对这类规范不加理会。我很多次看到，物业管理部门的人把门敞开，甚至给旋转门加上门塞，让它们也开着。大厦照样立在那儿，没有穿堂风刮过那里，电梯照常运行。
走进这样的大厦容易多了。甚至在高峰时段，能够让一些大门保持打开状态是很奇妙的。从纽约第六大道地铁站的地道里进入RCA大厦的入口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在RCA大厦的主要通道入口处的一边有8扇门，早高峰时段，2扇大门始终开着。这是因为如此之多的人使用那2扇门。2/3的人流以每小时8 000人的速度在早高峰时段通过那2扇开着的大门。

多伦多的总规划师麦克劳克林（Steven McLaughlin）戏称，多伦多正在变成一个鼹鼠之城。“我们所不想要的是，让所有的人使用晚上6点关门的地下街，而让街面上失去了人气，当然，有些勇敢的人例外，他们在摩天大楼保安的眼皮子底下，从一个城市要塞游荡到另一个城市要塞。”多伦多现在已经改变了这个发展方向。市政府撤销了把地下空间充当空间奖励的举措，效仿纽约的例子，要求新建筑的街面层用于零售业。
天桥像地下通道一样有力地挑战了系统完整性。一旦建设了几座天桥，就会推动建设更多的天桥，很快，天桥的建设目标就是建设一个完整的系统。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这对孪生城市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可以看到的标志“你在这”显示了连接市中心所有主要建筑的整体网络。
这种整体网络的确给前来参观的规划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这种整体网络是一个误导。那些示意图显示了一个均匀的网络，它们却没有显示，整个网络的使用集中在那些货真价实的商业要地，而从那里向外延伸的网络的利用率明显下降。例如，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让人们走进IDS中心的水晶宫的4座天桥行人非常多。冬季的中午时分，我计算过那里的行人流量，每小时使用这4座天桥的人数分别为5 800人、4 800人、5 500人和2 280人。一旦离开这个中心，人流迅速减少。在距这个中心1.5个街段的拱廊里，每小时通行的人数只有1 100人。同地下通道一样，那些利用不多的天桥与利用率很高的天桥在建设成本和运行成本上是一样的。
从审美上讲，天桥优劣参半。大部分天桥的设计不佳，与建筑相连接的天桥能够与之相协调的案例少之又少。但是，有些天桥，不论从街上看天桥，还是从天桥看街上，都是不错的。在我们方格式系统中的大部分街道似乎从来就没有中止点，它们延伸至无限。所以，一座天桥可以把那个场景框起来，让那个场景封闭起来，让巨大建筑的显现尺度降低一些。天桥还可以提供一个聚焦点，从那里看全城。天桥下的车流可能是一个有趣的景象，尤其是在黄昏时刻。

夏洛特一直都存在社会分化。第2层通常是中产阶级白人青睐的地方，而街面的使用者是黑人和那些乘坐公交车出行的人。从一个角度讲，黑人和乘坐公交车出行的人得到了城市中最好的部分。他们是街面上最后的行人。由于他们的缘故，车站和路边的长凳都是大部分街头生活发生的地方。
达拉斯受到类似的影响。《达拉斯晨报》的建筑批评家狄龙（David Dillon）认为，对上层通道的更新加速了社会分化。围绕一个主要交叉路口展开的最新的综合体提供了一些很吸引人的餐饮设施。使用那些设施的人多是衣冠楚楚的白领，而在街头的大部分人则是学生、少数族裔、穷人。他们的唯一设施就是公交车站的棚子。狄龙说：“社会分化是很明显的，而且，只要把地下系统奉为神，社会分化就会加剧。”
城市发展服从格雷欣法则。如果没有来自上等的竞争，二等的会好很多。向街面之外发展的城市有理由使正常的街面不如以前那么有吸引力。地上层和地下层为了保护它们日益增长的投资，朝着减少地面层门面的方向发展，最有效的方式是用空白的墙壁把它们封闭起来，现在这样做不是无意的，而是刻意安排的。
减少地面层门面的做法已经在明尼阿波利斯发生了。在一个不短的时期里，天桥补充了活跃的街面。明尼阿波利斯曾经很为它的沿着尼科莱特大街的步行广场骄傲。IDS中心的水晶宫是透明的，它的街面空间的确是人们常常用来会面的地方。然而，随着天桥系统的增长，街面层的城市设计越来越不适宜了。街面以上系统的最新连接建筑是市政中心，它通过第2层的走道与两个百货公司连接了起来。在此之下，大部分街景都是空空如也的墙壁。
加拿大的温尼伯是城市发展服从格雷欣法则的另一个例子。温尼伯市中心的核心部分是一个地下商城和地下通道。我们以为，天气不好人们会使用那个地下商场和地下通道。然而，人们很耐寒，甚至在最冷的天气里，一些人依然坚持在人行道上走，为了让人们走地下通道，温尼伯市在人行道上竖起了路障。路障当然增加了人们在街面上行走的困难，这样，人们只能去走地下通道。选择在路面过街的人减少了，而那些坚持在路面过街的人会收到警察的罚单。
人们越是习惯使用非地面的通行系统，街面上就越萧条。人们甚至喜欢上了非地面的通行系统。如果街面失去了吸引力，人们就不再使用街面。人们会遗忘掉地面上曾经的生活，在达拉斯，人们甚至说，街头生活可能不适合他们的城市。所以，他们选择了地下通道和天桥。就像色拉柜里的蓝色奶酪酱一样，一旦我们习惯了食品添加剂，我们就再也尝不到食品的纯正味道了。

旧的巨型建筑正在开始看上去像块化石。购物中心兴许运行得不错，但是，老式的混合使用的巨型建筑已经有了麻烦，有些已经接近破产。为那些讨厌城市的人仿制城市归根结底不是一个很有理智的想法。人们喜爱真实的东西，喜欢在市场经受了检验的东西。波士顿的法纳尔大会堂市场是美国最成功的零售方案，它与巨型建筑相反。城市大街穿过法纳尔大会堂市场，法纳尔大会堂市场是敞开的，暴露的，甚至没有空调和供暖。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身处何方。
“身处何方”是巨型建筑不能回答上来的问题。巨型建筑从它们的周围借来了空间感，但是，它们没有把它们周围的氛围带进巨型建筑里。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是晚上还是白天？是春天还是冬天？我们看不到巨型建筑外边的世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究竟在哪座城市，或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一座城市里。也许我们是在机场或一个新的中转站。我们可能在西海岸，也可能在东海岸。我们可能是在外国。背景音乐没有给我们提供线索。什么地方的音乐都一样。什么地方都一样。我们身处同样的受到控制的建筑环境中。
巨型建筑正在过时，而且它们产生的后果非常糟糕。过时的交通方式一般会暴露出它的弊端，巨型建筑可能同样也会暴露出它的弊端。巨型建筑是登峰造极的高速公路时代走下坡路的最后表达。巨型建筑是留给未来的一种恶劣的模式。

社会机构喜欢使用空白的墙壁，它们对此总有一种技术性的解释：需要使用墙壁空间来满足计算机需要的温度和通风条件，满足采光需要，不受自然光线变化的影响。其实，这些并非建设空白的墙壁的真正原因。空白的墙壁的目的在它本身。空白的墙壁展现了社会机构的权力、个人的卑微，如果空白的墙壁不是用来震慑人的话，它们明显意味着贬低个人的价值。站在华盛顿新FBI总部前面，我们连看上一眼都觉得有罪。这个FBI总部的确看上去凶神恶煞的，但是，可笑的是，它自己才是真正容易受到伤害的，那里到处都有聪明人可以用来躲藏的隐蔽空间、死角和犄角旮旯。
权力和担心结合在一起。如果对那些社会机构的建筑设计做评判的话，我们可能想象到，那些社会机构的确觉得它们自己正在受到围攻。它们到处安装监控摄像头。它们用标志告诉我们该做这件事，不该做那件事。“这些车位供政府车辆使用。”“下午3∶30以后，谢绝入内。”“禁止入内。”
有些设施使用空白的墙壁围合起来，如电话设施。当那些设施出现在市中心时，它们通常也背朝大街。如地处华尔街地区的AT&T长线大厦。这面空白的墙壁绝对是破纪录的，空白建筑立面的高度超出40层楼，肯定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这面空白的墙壁的底座上建有一个非常小的告示“不要在此打球或玩飞盘”。
我们可以对空白的墙壁做点什么？与任何美好的东西相比，空白的墙壁都令人厌恶至极，例如，以一个不透明的黑色玻璃为背景，一个镀铬的消防栓看上去就很优美。这些空白的墙壁简直是在呼唤某种东西能够替换它们，某种文明的涂鸦，“到此一游”之类的低俗标志。肯定不能这样做。这些建筑完全没有幽默可言。
不同区域的空白的墙壁是不是有所不同呢？我拍下了全国上百面空白的墙壁，我用这些照片测试了人们的场所感。作为讨论空白的墙壁问题的一部分，我快速放了60张空白的墙壁的幻灯片。我没有按照地理区域来排序，而是以数目来排序。出于某种原因，观众觉得蛮有意思，但是，在涉及地理区域时，他们无言以对。有区域的线索吗？没有。包括我自己在内，至今还没有任何人可以识别出空白的墙壁的区域差别，或者说，没有任何人可以识别出空白的墙壁的任何一种真正差别。如果靠近那些墙壁，我们肯定可以看到某种差别，水平的、垂直的水泥纹路。但是，从远处看，墙上的不同消失了。

1969年，波特曼设计了时报广场酒店，这个设计当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当波特曼提出设计方案时，规划委员会还是很兴奋的，因为他们正在推进剧场区的更新改造，他们认为这个酒店的建设对那个地区会是一个很好的催化剂。但是，很多人并不认同这种看法。按照开发设计，需要拆除三座剧场，从规划上看，这样做似乎不是一条适当的振兴之路。另一个问题是酒店的建筑设计本身。车行道和停车位主导这个建筑的街面层，而街面高层的建筑立面是空白的墙壁，所以，这个设计实际上展开了对纽约大街的宣战。
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这个项目推迟了，整个建设在1982年才开始。那时的纽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个项目的设计并没有改变。当时，分区规划规定街面层为商业零售，不再支持建设空白的墙壁。但是，除几个装门面的变更外，这个建筑的外墙基本上还是空白的。建筑师不会改变他们的设计。规划师们实际上没有对他们施加压力，所以，恰恰是寻求建设一条繁荣的街景的规划委员会成了这个颇受争议的项目的推手。1986年年初，这家酒店开张，而建筑设计是1969年的设计，它就像一头冻在苔原上的巨兽。
争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爱国主义。为什么你要充当改变纽约的好心人？为什么你要与市政府作对？如果这个项目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而遭到破坏，受损失的是每一个人。银行会撤退，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作机会会丢掉，数百万的额外税收也会付之东流。那些想要改变分区规划的财团也会搬到斯坦福去，开发商则会去新泽西。
开发商总是贪得无厌的。但是，官员们几乎不会这样讲，尤其是在城市财政捉襟见肘的时候（城市财政常常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是开发商的城市，美国大量城市确实是开发商的城市。
为了顶住这类压力，规划委员会需要支持。规划委员会需要民间团体的支持，那些民间团体会与他们一道发出声音。在纽约，最强力支持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城市历史遗产保护的民间团体出现在公共听证会上，他们会反对规划委员会的设想，同时也常常支持规划委员会的设想，他们反对的成效最大。他们可能让规划师受委屈，但是，规划师也能看到他们的作用。他们形成的压力让规划师处在与开发商协商的比较有利的位置。

我们可以想想大部分建筑的选址和形状。如果我们真要推演这些建筑留出的阳光通道的话，我们的结论是，太阳从东边升起，旋转一圈，回到东边太阳升起的地方。许多建筑显示出，所有方向的立面都是一样的，照射到一幢建筑各个立面上的阳光仿佛都是一样的。东、西、南、北：朝南的和朝北的立面常常没有区别。
太阳不是在东边下山，而是在西边下山的，太阳不过是旋转了180度。这一点不需要研究了。如果我们打算让大厦的采光最好，我们应该配置模块让大厦向北的面倾斜。这就是卡尔加里分区规划的要点。然而，一般来讲，几乎没有几幢大楼让向北的面倾斜。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建筑形状正好相反。一幢大型公寓楼把最低的部分放在场地的南端，而把最高的部分安排在场地的北端，这样，削减了落在建筑西北部分上的阳光。这幢建筑一直因为它别出心裁的设计而受到称赞。
如果能够早些和严肃地提出建筑阴影问题，建筑形状所产生的影响会好一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那些戴着高帽子的建筑。纯粹出于疏忽，一个建筑师为了安装电梯和储水罐，在他设计的大楼后部竖起了一个“高帽子”。如果事先就提出了建筑阴影问题，他会认识到，给这种建筑再加上一个高度，会给一个重要公共开放空间投下阴影。如果把这个“高帽子”放在大楼的前部，却不会新增建筑阴影。可惜，当时没人提出这个设计会产生的建筑阴影问题。这幢建筑成为了一种标志。我们从未想到它会成为这样的标志。
所以，我们需要对所有的建筑都展开它们对周围地区小气候的影响研究：模拟风洞试验，不仅仅确定向上的风，也确定向下的风；通过对阳光的研究，确定建筑物可能投下的阴影，确定反光，确定何时何地会出现阴影和反光；失去的光线仅仅是因为够不着但可以设法“够着”。实际上，我们需要探索建筑对小气候影响的积极因素。
反光就是这些积极因素之一。大型建筑反射的光照度不小。不过，有时这种反光的角度不对，或者反射到了错误的地方——就像西雅图的眩光。当然，这种反光有时十分有益。例如，纽约花旗银行大厦就产生了很有益处的反光，以致接受反光的那个街段里的树木都比以前生长得更快一些。花旗银行大厦的影响范围不小。春季，接近黄昏时分，花旗银行大厦把阳光反射到第五十七街和第五十八街之间那段第五大道的西侧，这道反光大体在7个街段上展开，直到IBM大厦为止。

10年过去了，我们有了翔实的数据。我使用市值这种最没有水分的指标，追踪了38家从城区迁出的公司和36家没有搬迁的公司。
第一个发现是，在39家从城区搬出的公司中，17家公司已经找不到了。它们已经卖掉了，或者与别的公司合并了，不再是主要合伙人，剩下22家公司。我追踪了这22家公司从1976年12月31日至1987年12月31日期间的股市价值，市值上升了107%，高于93%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
没有离开纽约的公司怎样呢？结果是出人预料的。36家没有离开纽约市区的大公司的市值平均增加了277%，比搬出城区的公司的市值增长高出2.5倍。
因为变量太多，所以，很难确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和结果。可能因为公司地处郊区反应迟钝了。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公司因为迁出城区才好起来的，否则会更糟糕。
我认为，公司在迁出城区之前就已经有走下坡路的蛛丝马迹。搬出去的动力似乎来自公司内部，是公司周期性变化的结果，独立于市区和市区问题。简而言之，那些搬出去的公司本身就经营得不好。有些已经老了，负担很重，发展缓慢。若干公司有着同样的问题。（美国制罐公司完全失去了原先的生意，把公司名换成了PRI，向金融转型。）套用约翰逊的话说：如果一家公司厌倦纽约了，那么，那家公司肯定就厌倦了生活了。
那些公司越来越讨厌纽约市区。它们常常引述某人的抱怨来表达它们自己的愿望。它们青睐桀骜不驯的乡巴佬。当公司最终宣布它们要搬走时，那是对纽约市区的一种报复。选择离开市区是一种退缩的行为，回到过去。纯粹的搬迁、规划研究和设计工作可能是一剂强心针。无论如何，搬迁对于高级管理小组的确是一剂强心针，而对于下属未必如此，他们只得加入搬迁。
另外一项研究显示，搬出去的公司和留在城区的公司在绩效上有很大差别。阿姆斯特朗（Regina Belz Armstrong）在区域规划协会1980年的一份评估中分析了三种公司：留在纽约市区的，搬到郊区的，完全迁出纽约大都市区的。她研究的因素是生产率、效益和增长速度。
就1972年至1975年搬到郊区去的23家公司来讲，大部分公司的效益低于纽约大都市区相同产业公司的平均效益，大部分公司的增长率仅为其他公司的50%。搬出纽约大都市区的20个公司的绩效比平均水平稍许低一点。
根据我的研究，留在纽约市区的公司经营得很好。每美元劳动力的产出和效益平均值高于区域和国家的平均水平，增长速度高于搬出城区的公司的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