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承载能力』
至此，我们一直都在考虑如何让城市空间可以吸引更多的人。现在让我们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真如我们所愿，把更多的人吸引到了公共空间里来，事情又会如何发展呢？可以想象，吸引了如此之多的人，结果把他们本打算获得的享受都给挤掉了。这种情况已经在国家公园里发生了；这种情况无疑也会在城市里出现。纽约市规划委员会注意到了这种可能性。我们的研究对此是否也可以有些启迪呢？是否有计量城市空间承载能力的方法或管理城市空间承载能力的方法？我们可以断言，多少人就叫人太多了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专门研究了纽约使用率最高的五个可以落座的空间：沿建筑物的台沿，广场台沿和三组长凳。首先，我们记录了在天气不错的条件下，高峰期和非高峰期每一种可以落座的空间平均人数。我们很快发现，可以坐下的人数和实际坐下的人数很不同。在一个使用率最高的地方，我们发现，每100英尺的空间可以落座33人—38人。按照以下不是很精确的规则，这种可以落座的空间的使用人数范围相当一致：如果我们希望估算高峰期使用可以落座的空间的平均人数，那么，使用可以落座的空间的平均人数=可以落座的空间长度/3，这个数字与实际情况八九不离十。
这个数字不是可以落座的空间的物理容量。在那些使用率最高的可以落座的空间里，每100英尺的可以落座的空间大约容纳了60人，这个密度与公共汽车上的密度相同。在特殊情况下，如重大事件发生时，这个数字还会上升，大约达到70人。当然，我们不会看到70人像电话线的桩子一样沿着可以落座的空间均匀分布开来。
西格拉姆大厦广场的台沿。（如图）
还是回到西格拉姆大厦广场的台沿，当午餐时间就要到来的时候，一群人会坐在台阶上；台沿上的人数会在18人—21人之间。在整个午餐时间段里，都会维持这个人数。考虑到如此之大的人来人往变动，台沿上的人数始终徘徊在18人—21人之间，当然很不一般。在2个小时的时间里，几乎每一分钟都有人起身或坐下。整个人数的起伏非常微小。当人数达到21人—22人时，马上就会有人站起身来走开。如果人数下降到18人，总有一个人走过来坐下。自我控制似乎在工作。
有人可能设想设计好的空间间隔。从某个角度上讲，是这样，但是，好的空间间隔并不能真正解释什么。注意，在高峰期，人们是没有时间在整个台沿上实现空间上的均匀间隔的，像电线上的鸟一样，也没有谁因为太挤的缘故离开那里。有些地方会有人紧紧地围坐在一块；而在其他地方，人们之间的确有相当的间隔空间。甚至在三个峰值时间里，12∶50,1∶25和1∶50，这都是实际情况。其实那里还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另外6个人。
但是，那6个人始终未出现。仿佛直觉在告诉人们，什么人数是一个地方的满员人数，让他们合作起来，维持这个人数状态，或乖乖地离开，或坐下，或不坐下，保持范围以内的人员密度。偶然事件当然也会发生，4个朋友挤在一个空间里，而把另外三个空间闲置起来，给3个独来独往的人留下位置。但是，从整体上讲，偶然事件会很规则地发生。
无论是什么机制，似乎存在一种规则在影响着人们选择最相邻的物理空间。这就决定了这个地方的有效容量。有效容量并非静态不变的，也不能仅仅用数字表达。有些定性方面需要加以考虑——人们是否舒适，是否很快离开或逗留。对不同的人，这些因素可能很不一样。
人数变化甚至还会有某种像音乐一样的跳动。下午1∶50，快节奏出现了。这很正常，常常发生。地面的流动节奏也加快了：最后那些来吃午餐的人，也该回去工作了。这张西格拉姆大厦广场图看上去很像一个自动钢琴打孔纸卷，所以，我很惊讶，如果真拿这些去演奏，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一个作曲家朋友对此着了迷，他说，使用正确的调式可以做些编排，它是音乐。我希望有一天，这张记录会是：西格拉姆大厦广场北前台沿一天的生活，柔板。
我在其他空间使用上也发现相同的模式。路边停车就是其中之一。与在台沿上落座的人一样，路边停车的似乎主要是短时间停车的人。实际上，恰恰是长时间停车的人主导了路边停车活动；长时间停车的人数超出了比例，他们占据了大量有效停车时间。
就小公园和广场的设计而言，密度研究产生了令人鼓舞的结果。概括起来讲，容量是自我调整的。人们自己决定一个地方可以承载的人数，人们自己处理得非常好。设计师不需要担心他们可能让一个地方太有吸引力了，太拥挤了。设计师们应该担心的恰恰是事情的另一面。大部分城市空间的承载能力远远超出它们本身具有的使用水平。
能够吸引最高密度人的地方没有几个，它们提供了最令人鼓舞的经验。当它们可能事实上成为最拥挤的地方时，那里也是最令人愉悦的、最不拥挤的地方。敏感设计，以及博大的胸怀，提供了这种异常空间。
西格拉姆大厦广场的一天慢慢开始。上午8∶50，有3个人坐在那里；他们很快离去。直到上午11∶30，任意时间的人数在2人—5人之间波动。上午10∶35出现的很大涨幅是因为突然来了26个小学生，他们在那里稍事休息。大约在上午11∶30，人数开始上升。中午时分以后，坐凳上的人数上升到了18人。在随后的2个小时里，坐在那里的人数会在17人—22人之间摆动，平均人数大约在18人—19人。
现在，让我们看看地理图像。当人们开始填充一个空间时，他们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那个空间里，他们并不是径直朝着最空的地方走去。他们去其他人去的地方，或者合理地靠近那些人。在西格拉姆大厦广场，台阶的拐角处常常是人们最喜欢落座的地方，那里也是开始聚集坐者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海滩上看到相同的现象。在一个有名无实的西班牙假日里，我在一个悬崖上安装了一台延时摄像机，俯瞰一个小沙滩。第一批拿着遮阳伞的人到来时，大部分人走到沙滩前部和中间。当其他人来时，他们并没有去那些空着的地方。相反，他们去填充那些别人离开后留下的位置。到了中午，海滩前部和中间布满了人。海滩上的遮阳伞均匀地排成了三条平行线，人们会以为这是一个勘测人员安排的，其实不然。海滩的两边和后边依然还是空空的。
人的密度越高的地方人越多。甚至在那些人非常稠密的地方，同样有扎堆的倾向。在为国家公园管理局所做的一项很精彩的研究中，《公共空间项目》记录了纽约国家海滨公园门道的雅各布·里斯公园海滩的情况。在高峰使用日以及其他日子里，摄像记录显示，人们簇拥在海滩的前部，而不是去填充那些相对没有什么人使用的海滩后部。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种低收入现象来解释。在长岛的另一端，汉普顿四镇，人均的海滩面积要多很多，但是，人们簇在一起的模式很相像。
纽约麦迪逊大道上的IBM大厦有一个中庭花园，人们对它的使用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不小而且很有吸引力的中庭花园设置了20张桌子和60把椅子。桌子固定在地上，而椅子是可以移动的，这种安排促进了某种独立行为。工作人员会把椅子摆放在桌子旁，一般来讲，坐者觉得可以。他们会满足于稍稍移动椅子，但依然或多或少靠着桌子坐下。不过，的确有许多人选择把他们的椅子搬到另一个地方去。我跟踪他们对椅子的这种移动，因为这样做可以让我们知道，最好在哪些地方多加几把椅子。如同沙滩上出现的情景，人们并没有远离其他坐着的人。他们乐于选择的地方是竹林的旁边。整理这个地方的工作人员不知疲倦，不断把椅子搬回桌子旁边。人们也不知疲倦地把椅子搬到别的地方去，如竹林的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