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们会一直与小贩们竞争——无论什么类型的小贩——但是，谁胜谁负始终是捉摸不定的。一直都是这样。过去许多年以来，涉及小贩的法规越来越苛刻，有时则有些放纵。然而，这些政策变更对小贩的商业活动影响不大，甚至在小贩最自由的时候，相关法规是相互抵消的，如果真的去贯彻那些规定，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不会再有小贩了。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与人们喜好相对立的法律总是贯彻不下去的。禁令也一样。市场拒绝当局。食品小贩对市中心区的商务活动不利，对人们不利，对人们的健康不利，这是人们听到的声音。但是，人们对此并不以为然。他们喜欢在室外吃东西。他们喜欢有选择。他们喜欢小贩的价格。他们花不起全套午餐的费用，但是，他们负担得起一个热狗和一瓶苏打水（1.65美元）。所以，他们买小贩的食品。小贩提供的是既定市场提供不了的。
城市自己制造了一个真空。拿纽约的第六大道为例。那里曾经有许多出售食品的地方，熟食店、自助餐厅、爱尔兰酒吧、咖啡馆。在规划分区变更成奖励式分区的刺激下，建设了新的办公建筑，而原先的食品店都不存在了。替代它们的是购物中心和银行窗口。但是没有食品，甚至连小食品店都没有。于是，小贩来了，而且小贩越来越多。现在，人行道上满是小贩。有时七八个小贩一溜排开。这是街道的报复。

街头艺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争取得到一些钱。他们拿着他们的帽子，他们的某个同伴拿着帽子或空盒子，在人群前走来走去。他们举着的容器上可能有手写的劝告。人们非常好奇地看看那上边写了些什么。
“请不要用信用卡。”
“请赞助这门艺术。”
“支持现场音乐表演。”
“把这个古怪的孩子送到兵营去。”
一个黑人萨克斯管演奏者制作的牌子上这样写着：“把我送回非洲去。”他做得很成功。他说：“黑人要我去看看他们的根，所以，他们给我捐钱。白人希望我们都回到非洲去，可能从我这开始。”
捐助和接受钱是他们表演的一部分。与乞丐一样，有很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两个以上的人拿出了钱，那么，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拿出钱来。街头艺人通常笑脸相迎，感谢捐献。音乐家可能用几个高音表示致敬。总之，他们很有教养地去接受别人的捐助。街头艺人很少对那些没有捐钱给他们的人无礼。
街头艺人喜怒无常，有些人很自负。但是，他们有一种很好的职业情谊。他们在划分自己的领地上是合作的。在繁忙的下午，他们会形成一个潜规则，谁在重要公共场所表演。例如，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可能有四五个表演等待出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街头艺人会侵犯其他人的表演。他们在等待时，会作为一个志愿者给其他表演喝彩和欢呼。
伦敦的“科文特加登剧院”和巴黎的“蓬皮杜中心工作室”同样如此。在这两个地方，每个表演大体占用10分钟到15分钟。这两个地方都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若干表演，但是，街头艺人不喜欢这种竞争。
对于街头艺人来讲，空间规模并非重要因素。在空间不大的情况下，他们会很快让人们簇拥起来。街头艺人最喜欢的地方是大人流的地方，常规的观众不断更新，如办公室的，旅游的。纽约中部地段最好的地方莫过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台阶、圣托马斯教堂的台阶、大军广场和中央公园购物中心。街角可以让他们如鱼得水。非常好的街角是第五十九街和第五大道那个街角。对于个别音乐人来讲，最疯狂的事情就是在皇宫里表演了，《纽约时报》的威廉·盖斯特（William Geist）谈到过他聆听优秀萨克斯管演奏者雷·彼得斯（Ray Peters）的经历。一个妇女往他的盒子里扔了50美分。她说：“你是一个年轻的天才。总有一天，你会创造一个伟大时刻的。”
“夫人，现在就是伟大的时刻。”

街头艺人可以影响观众。街头艺人很老练地把观众里的一些成员带进他的表演，在这种情况下，街头艺人就会影响观众，魔术师谢里丹（Jeff Sheridan）就是这样的街头艺人，谢里丹从一个生意人那里借一件大衣，然后，试图在那件衣服上烧个洞；谢里丹要一个漂亮姑娘脱下她的草帽，然后竟然从那顶草帽里拿出了一瓶啤酒来。谢里丹怎么变出啤酒的呢？有人说，注意他的左手。另一个人说，啤酒在他的手套里。
谢里丹非常有才华。当然，甚至不那么有才华的街头艺人同样能招来一群人。有这样一个魔术师，他有一个令人不快的表演，说的都是陈词滥调。但是，他不缺少观众，他笨拙的表演依然让观众之间发生了交流。
这样，聚集起来的观众共享一个表演，当然，这种共享的意义可能转瞬即逝，但是，共享本身就是城市里最好的东西。我记得，在第五十九街普利策喷泉前的一场哑剧表演结束时的情景。当时，这个哑剧表演让人们很快乐。哑剧表演者走近两个年轻人，在空中给他们画了一个方块。观众都笑了，就连那两个年轻人也笑了。然后，一个警察侧着身走过这个广场。警察看到人们在笑，他正在监督着这个哑剧表演者，他笑了笑，然后走向这个哑剧表演者，跟他握手。人群欢呼起来。那是一个极其美好的时刻，是城市特有的一种时刻。

偏执狂先生
第五大道的街角站着一个人。他头戴一顶毡帽，40年代后期的学院里曾经时兴过这种帽子。他站在马路牙子上，面朝里，没有人与他交谈。但我们经过那里，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关键词：“FBI”“警察”“税务局”。他正在说，他们想来抓他，那一伙人都想来抓他。他们也会抓你，如果你不戒备的话。他当然是神经错乱了。

铃鼓女人
铃鼓女人是一位中年妇女，身材清瘦，头发灰白卷曲。她静悄悄地来到列克星敦大道，然后走到一个显眼的地方，如教堂的台阶上，或者百货公司的大门口。她停下脚步，从她的旅行袋里拿出一个铃鼓，连敲三下，然后，开始一个长篇大论的演讲。一群人聚集在一起。
她在说什么呢？听不清。古怪的人讲的话常常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任何一句话都貌似有理。但是，句子之间缺少联系，因此，整个讲话不知所云。“我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小女朋友。”她嚷嚷道，接下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大阴谋。突然，话说到了一半，她戛然而止，把铃鼓收进旅行袋，走开了，留下一群摸不着头脑的人。

背着行囊的男人
背着行囊的男人长得很英俊，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大步流星的姿态走路。无论什么季节，他总是穿着那件战壕雨衣，背上背着他的行囊。固定在行囊上的是他的一张照片和一张卡片，上边是手写的一段话：“只有我的家人有权殴打我。如果你不是我的家人，请不要打我。”
路人对这段话惊讶不已，会放慢脚步，想再看看他的行囊上都写了些什么。可是，行囊上下跳动，读起来挺费劲的。有时，几个人都试图读读这段话，他们会挤作一团。走到街角处，背着行囊的男人会停下来，合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在祈祷似的。跟随他的人现在倒是可以阅读那段话了，然后就会散去。
我最后一次看见这个背着行囊的男人时，他依然穿着那件战壕雨衣，但是，没有行囊了，也没有那张照片了，走路还是那样大步流星。

女巫
她看上去像个女巫。她有一个长长的尖鼻子，黑头发，眼距很大，而且两个眼睛动起来不同。她身着黑衣服，通常还用手臂夹着一本卷起来的《华尔街杂志》。她大声呼喊，发出令人烦躁的声音。她的目标恰恰是那些举止斯文的人。圣帕特里克节游行那天，我看到她在奚落一个神父，当时，这个神父正在负责一个教区学校女生乐队的工作。女巫说，她晓得这个神父要什么，然后，做了一个下流的动作。这些女生咯咯傻笑。神父跑去找警察，希望警察来制止这个令人恐惧的女人。警察说：“对不起，神父，她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不过，女巫蔑视她不喜欢的人，例如，孩子。我拍了一段关于她的录像。当一个小男孩和他的妈妈一起从她身边走过，这个女巫向后仰身说道：“他妈的，你这个小混蛋。”她朝着小孩啐了一口唾沫。女巫的行为令人愤慨，围观的人同样可悲。他们面面相觑。“你看见那个女人向那个小男孩啐唾沫！”然而，他们却在那里发笑，仿佛他们与女巫是一个阵线的。
这个女巫扮演起女巫的角色来很像那么回事，她看上去真像早年会被烧死的那种女巫。过去的许多女巫外貌其实没有她那么可怕。但是，现在，看看她以及她的那些怨恨还是很有趣的，她很高兴有观众。我想，她相当喜欢我。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走过那里，她总是眨眼示意。

携带购物袋流浪的女人

在所有街头巷尾的人中，最艰苦、最能忍受困难的当属流浪的女人。流浪女蓬头垢面，她们的腿常常肿胀着。她们衣衫褴褛，手里拿着两三个购物袋，透过塑料袋，我们大体可以看到里边装的是什么，无非是垃圾和碎纸。有些人推着购物中心的购物车。也有一些携带购物袋流浪的男人。“玻璃纸人”就是一个，他用许多层透明塑料把自己裹起来。
流浪者的路径非常有规律，他们常常在火车站逗留。在中央车站，这些流浪者们一般睡在同一个门口或同一个地点。白天，在西格拉姆大厦广场的东南角，第五十三街的入口处，花旗广场的窗台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流浪的女人。
她们来自何处？社会工作者发现她们令人困惑。大部分流浪的女人都被一种大幻觉支撑着，例如，她们非常非常富有，但是，这座城市把她们的财富藏了起来。另外一个流浪的女人常去的地方是公共图书馆的外边，她正在读一本拯救世界的书。她的一个幻想就是，她是一个漂亮的、妩媚的女人，她现在还给自己涂抹着怪异的胭脂。大部分这类流浪的女人都有中产阶级的背景，有些还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一个流浪的女人是从巴纳德毕业的，曾经是JRP的签约模特，为若干家杂志拍过封面，代表美国所有女孩的理想，30年前，她曾经是中部大西洋网球大赛顶级种子选手。我之所以知道这一切是因为我的妻子曾经与她住在一起。
所有这些流浪女人的共同特点是强烈的独立性。在纽约，有许多无家可归的人暂时不在社会服务体制之内；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福利或刚刚被从公寓里撵出来。然而，流浪的女人有所不同。她们完全不在社会服务体制之内。更有甚者，她们抵制让自己进入社会服务体制。当一个社会机构收留了她们，她们会变得迷惑、担心和愤怒，她们不会为了得到帮助而服从这种社会服务机构的规则。她们不会告诉这种社会服务机构她们的名字是什么。她们没有家庭住址。她们拒绝洗澡或做些自我清洁的事情。总而言之，任何社会援助都会要求她们遵守规则，所以，流浪的女人无法获得社会援助的资格。
任何人想要获得社会援助，就要遵守社会援助的规则，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流浪女人的问题，所有心理不正常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因为误以为他们靠稳定性药物可以得到控制，纽约州的精神病医院把5万人放到了街头。可以用各种理由解释为什么把他们从医院里释放出来，但是，最初减少精神病病床的计划包括提供门诊治疗措施，这项工作并未如期实现。对于许多人来讲，结果是两个世界都变得更加糟糕了。精神病医院把精神病患者限制在高度制度化的环境中，对于这些精神病患者而言，城市的自由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经历。对于一些精神病患者来讲，唯一的避难所是旅馆的单人间。然而，他们对此依然担心，人们可能会伤害他们。
从精神病医院释放出来的患者本来就没有几件开心的事儿，在这所剩无几的开心的事儿中，有一件事儿就是坐在上百老汇中段的长椅上晒晒太阳。各式各样的老人都聚在那里，有些闲聊，有些保持沉默。可能有一两个瘾君子。不过，街头巷尾都是安全的地方，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生活。

地摊

出于宗教理由摆地摊的群体，有些是纯洁的，有些是欺诈的。如克利须那派教徒（Hare Krishna）是真正的信仰者，不管他们信仰什么。他们似乎挺愚蠢，但是，许多年里，这类群体层出不穷。克利须那派教徒的音乐和他们的长袍看上去挺奇怪，但是，克利须那派教徒一直都是友好的群体。现在他们不多见了，许多人反倒想他们了。
年轻男女组成的摇滚乐队是一个不能遗漏的群体，他们身着黑色的僧侣服装，讲起话来仿佛他们在哈佛大学念过书。他们看上去像某种恶魔邪教徒，不过，他们说他们正在与毒品作斗争。他们像发小广告的人一样，没有固定地点，他们尾随我们，要我们买他们的出版物，捐一些钱。他们说他们可以接受支票。一群恶心的家伙。
一个神气活现的戴着呢帽子的年轻人站在一个小桌旁。桌子上放着一个写字夹板和书写板。桌子上放着一个招牌：“拯救海豚！”当人们走过那里，这个年轻人会说，请加入保护海豚的战斗，在请愿书上签字。许多人停下来。这个年轻人会说，签个字就行，同时递过一支笔。当行人签字时，他会劝说，捐一点点都是很有意义的。管理费用。印刷开支。他是志愿者。停下来的大部分人都会签字，大部分签字的人会捐款。
这个年轻人几年前就开始做这种工作。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招牌上写着“拯救纽约中央车站”。那是1975年的事了，当时，许多市民踊跃地捐款。市政艺术协会认为这是诈骗，很不高兴，并报告了警方。
这个年轻人的下一个招牌是“拯救鲸！”。他的桌子旁边放着一幅展示捕杀幼鲸的画面。直到80年代初，这个年轻人一直呼吁“拯救鲸”，估计“拯救鲸”吁求一定非常能够聚敛资金，随后，他的招牌变成了现在这个“拯救海豚！”。

玩“三牌猜一牌”的人

玩“三牌猜一牌”的人提供了某种最好的街头大戏，而且，让人们看到了他们会上多大的当。玩“三牌猜一牌”的人应该从一开始就被打上问号。两个放荡不羁的年轻人，常常是黑人，把纸盒子放在人行道上，然后开始玩。一个是庄家，一个是玩家，庄家反复洗着三张牌，一张红的，两张黑的，他不断把红牌朝上。庄家戏弄这个玩家，敦促这个玩家给哪张牌下注。庄家嘴里还哼哼着：
红的你赢
黑的你输
就看你选哪张牌
这两个玩“三牌猜一牌”的人大喊大叫。他们的吆喝声吸引了路人，他们很快就被一群人围了起来。这时会有另一个托儿挤在这群人里。这个托儿可能年纪不小，有时还是个女人，但是，那个托儿无论如何都会装成路人。
这个游戏明显是有诈的。我们发现托儿应该不难。托儿赢了。这时，真玩家们下注了。自以为是的人太多了。活跃的玩家们都看上去胸有成竹。他们识破了这个骗局。庄家遇到对手了。在玩家们赢了一些小赌注时，“三牌猜一牌”的庄家看上去怒火中烧，他几乎要当缩头乌龟了。玩家动了真格的，把他的注翻了3倍。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庄家会是不友好的，咄咄逼人的，这场游戏变成了一种胁迫。庄家冲着玩家嚷嚷。庄家恶狠狠地盯着玩家。庄家说，拿20美元出来，快下注，快下注。人们为什么会听从是一个谜，可是，那些玩家真的那样做了。
耍个花招和按照常理就足以保证庄家会赢。庄家总是赢的。但是，为了赢大的，庄家还有另一个办法。在这场骗局一开始，庄家就利用了玩家的好恶来赢这场盗窃。事情是这样展开的。一个托儿大喊：“警察。”庄家四处张望，把牌扔进纸盒子。一个围观的人拿起那张红牌，当着观众的面，给那张红牌做了一个记号，然后，再还回到纸盒子里。庄家会转身。那个围观者给那张做了记号的牌下注。红牌出现了，围观的人赢了。他再下注，他还是赢了。庄家愤怒了；他告诉那个围观的人，他不玩了。那个围观的人走了。
现在，人们争相给那张做了记号的牌下一个大注。一个人拿出200美元，放在那张牌上。庄家把那张牌翻过来。那张牌却是黑的。
红的你赢
黑的你输
就看你选哪张牌

在第四十二街和时报广场周边地区，看到像罪犯的人没有什么好惊讶的。走到地下通道，可以看到更多——扒手、恶棍和危险的人。这是一个国家藏污纳垢的地方，在其他城市来的人开始谈论他们不喜欢的事的时候，“纽约客”一定笑了。其他城市的人应该看看我们的纽约。真正令人厌恶的东西就在纽约。
鉴于游荡的人这么集中，所以，值得注意的是相邻商务区的安全问题。我对商务区广场和小公园的活动了解得挺多的。只看对人的攻击的话，那么，那里的广场和小公园基本上是没问题的。这个判断当然需要某种限定：没有任何一条街在凌晨2点是安全的；最好避开一定的边角地区；白领的毒品传递不危险，可是，它依然是一个问题。相类似，嫖娼卖淫作为一种街头现象，此起彼伏。在20世纪70年代，街头有很多妓女，尤其在列克星敦大道；以后街头妓女变少了，但是，指标显示，站街的妓女正在重新抬头。
简而言之，坏事不少，但并非那么危险。然而，感受恰恰相反。在许多城市，在市中心，对犯罪的感受大于犯罪本身。在达拉斯，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人都同意，市中心的犯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然而，许多人补充道，他们个人一直都没有在市中心遇到麻烦。统计数字证实了这个特征。对于整个达拉斯来讲，市中心登记的犯罪事件最少。
但是，犯罪形象本身是一种力量。大公司在郊区寻找避难所，它们把街头犯罪拿出来作为它们搬家的理由。实际上，市中心的犯罪可能不那么严重。不过，大公司因为想象的犯罪而忧心忡忡，所以，它们把它们的新总部建得像城堡。
我并不希望自己盲目乐观。城市中的确存在危险的地方，有危险的人。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很重要的，例如抢劫犯和街头小贩。许多商人和政府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他们自己远离街头生活，他们把街上的人都看成不受欢迎的人，如果街头的人真被驱除掉了，他们可能会很高兴，这正是他们在一些城市采取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
那些政府官员应该换一个方向思考。街上的人们开始离开一个地方，这才是需要担心的时刻。街上的人就像煤矿里的金丝雀，他们是一个地方健康与否的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