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https://shimo.im/docs/473QMy6aQyu2my3w/」
本书是我的散文选集,大部分来自同名波兰语文集。从某种角度说,它可以被当作一本旅行指南,通向由不知名的“另一个欧洲”所滋养的文学意识。我选择用立陶宛大公国古老首都那些街道的画面充作引子。随后的两篇对话需要几句注解:托马斯·温茨洛瓦是一位杰出的立陶宛语诗人,曾是持异见者,现在在耶鲁教书。不久以前,我们一起出现在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大讲堂内,面对约两千名学生,讨论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波兰与立陶宛和谐共存的障碍。他站在了亲波兰的角度,而我是亲立陶宛的。
——「前言」
这是一条短街,从小船码头旁的堤岸街街角延伸到大教堂广场。昔日这里似乎只是安托科尔街的延续。一侧的人行道上有几间房屋;另一侧本该是人行道的地方,却是低矮的弧形铁栅栏,围着一个名叫“小牛棚”的花园(在大教堂后面)。堤岸街街角有一座巨大而且相当丑陋的建筑物蒂希基维茨宫,永远紧锁大门;后来我知道那是弗罗布莱夫斯基图书馆的所在地;有此功能是由于它已先行存在,我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战争爆发前几年,这座房子被接管了,用作东欧研究院的驻地,那时我常有机会过去。升上文理中学后,我也经常拜访位于火器库街中段六号的一所房舍,因为我有亲戚住在那儿,确切地说是远亲:帕夫里科夫斯基一家。我想跟我有血缘关系的是切西娅·帕夫里科夫斯卡,娘家姓斯瓦维尼斯卡;她坚持让我叫她阿姨。男主人普热梅斯瓦夫·帕夫里科夫斯基是前沙皇军队上校;墙上挂着比萨拉比亚的照片,他们一家人曾生活在那里,还拥有一处庄园。他身材高大瘦削,皮肤黝黑,沉默寡言,常穿着一件印花睡袍四下走动,坐在阳台上注视着花园的绿茵,或者玩玩纸牌接龙。他还集邮,这迷住了我,显然我也热衷此道,而他会送我一些珍稀品。他的两个儿子中,我对早年自杀身亡的长子达内克已经没有印象了;次子瓦切克是位工程师,战后以专家(“斯佩茨”)的身份去了苏维埃突厥斯坦,带了一个俄罗斯妻子回来,买了辆车,成为维尔诺最早的一批出租车司机之一。这在当时是很先锋的职业——有谁听说过一个出身优渥的人从客人手里收取小费呢?他的俄罗斯妻子在家穿东方式的灯笼裤,用长长的烟斗抽烟。瓦切克的姊妹玛丽西亚则是公司文员,于是那幅宁静的家庭群像(他们都住在一起)可以作为那个时代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的图示。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玛丽西亚,她和我祖父母一起在立陶宛考纳斯的谢泰伊涅村住过一段时间。正是她坐在餐厅窗边的油布沙发上为我朗读《火与剑》,在那儿你得蜷成一团,守卫好自己焐热的一方领地,不要光脚碰到身旁冰冷的油布。我记得长辈们议论玛丽西亚有点“做作”;但在我看来,她只是神秘,内省,心事重重,她身材高挑,走路时腰肢摇摆,光洁的脖子上系着黑色天鹅绒丝带。她属于卡在“一战”门槛上成熟的一代人,这也是为何火器库街的房子里有很多那个时代的诗歌和文学杂志。假如我当年没有仔细查阅过书架上的内容,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1914年或1915年出版的一本《茹拉夫切》(Żórawce)年鉴,里面收录了“青年波兰派”后期的大量诗歌和散文作品,诸如此类。总的来说,我的亲戚们那时已经是成熟的年轻女士,对我的童年产生了带有某种情色意味的影响,让我洞悉了一个自己无法记起的时代;她们的生活方式本身保留了那个时代的某些特点。把那些年称为另一个“时代”(epoch),今天看来可能会觉得可笑——大战毕竟才只过去十年而已。但我那时觉得,熟悉那个年代的人仿佛都是从混沌的黑暗中出现,这可能是一条普遍法则在作祟:对每一代人来说,那些刚刚过去的事件、风格和时尚反而显得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