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年轻的萨德丝毫不像个革命者,甚至也不算叛逆;他准备原封不动地接受社会;他顺从父亲,以至于在二十三岁时接受父亲安排的自己不喜欢的妻子,他不指望世袭意义上所注定的命运之外的东西:他将成为丈夫,父亲,侯爵,上尉,领主,摄政官;他根本不希望拒绝他的地位和妻子娘家的财产给他保障的那些特权。然而,他却同样无法从中得到满足;有人提供给他事由、职衔、荣誉;没有任何事业、任何东西让他感兴趣,让他感觉到乐趣,让他激动;他不愿意仅仅做这么个公众人物,由社会约定和常规来节制他的一举一动,而是想做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只有一个地方,在那里他能够肯定自己,那并非他的婚床,在这床上萨德是被诚正的妻子以过分听天由命的方式来接纳的,而是妓院,在那里他购买解放梦想的权利。与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贵族相同,他是其中一员;他们是一个没落阶级的遗老遗少,这个阶级曾经掌握具体的权力,但现在对世界已经不再有真实影响,他们试图从象征意义上在床笫之间复活他们所怀恋的那种境遇,即独自享有主权的封建独裁君王的地位;德·沙罗莱公爵和其他一些人的性放纵是臭名昭著的和血腥的;萨德所渴望的也正是这种君主权威的幻想。人们享有快感的时候在渴望着什么呢?想让你周围的一切都只照顾你一人,只想着你一个,只在乎你一个……在做爱的时候没有一个男人不想成为专制君主。暴君统治的沉醉直接导致残忍,因为这个放荡子通过虐待为他服务的对象,体会到一个强健的人在挥洒自己力量时所能品尝到的所有魅力;他在统御着,他是个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