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专横，易怒，急躁，在各方面都走极端，在与风化相关的想象力的错乱方面平生无人能比，我是达到狂热地步的无神论者，简言之，我就是这样，要么再给我来一下杀死我，要么就接受这样的我，因为我是不会改变的。
他们选择了杀死他，先是用监牢的烦闷煎熬来杀死他，然后是用毁谤与遗忘；这样死去，他自己曾经希求如此：一旦墓穴重新封合，就撒些橡子在上面，为的是以后……我坟墓的痕迹从地表消失，正如同我乐于让对我的记忆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他最后的那些愿望中，唯有这最后一条被遵从，而且是非常精心地遵从：对萨德的回忆被一些愚蠢的传说搞得面目全非；他的名字（Sade）本身被掺进这些沉重的词语中：虐待狂（sadisme）、施虐淫者（sadique）；他的私人日记被遗失，手稿被焚毁——应他自己儿子要求所写的十卷《弗洛拉贝尔的日子或被揭露的自然》，他的书被禁；虽然，将近十九世纪末时，斯温伯恩和几位猎奇者对他感到兴趣，但却要等到阿波利奈尔才还给他在法国文学上的一席之地；他还远未正式赢取这一地位：我们可以浏览有关“十八世纪思想”，甚至有关“十八世纪的感性”的一些简明的和详细的著作，其中都对他的名字只字不提。我们理解，为了反对这种可耻的沉默，萨德的支持者将他奉为天才的先知：他的作品在同一时间里宣告了后来的尼采、施蒂纳、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但是这种崇拜，如同一切崇拜，是建立在某种误解的基础上，轮到他们通过将这位“神圣的侯爵大人”神圣化来背叛他；当我们希求理解的时候，他们却命令我们去爱戴。既不把萨德变成一个恶徒也不当做一个偶像，而是将他当做一个人、一位作家，这样的批评家屈指可数。多亏了他们，萨德终于重回地上，回到我们中间。但是确切说来他的位置何在呢？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他的推崇者本身也乐于承认，他的作品就其大部分而言是难以读懂的；从哲学意义而言，他的著作能超脱凡俗的原因仅仅在于陷入了前后不一的矛盾。至于他的淫邪，也并不因为其新奇而让人吃惊；在这一方面，萨德并没有发明什么，我们在精神病学论文中遇到大量与他的情况至少是同样奇特的案例。
——《要焚毁萨德吗》
萨德的性形态并不属于生物学范畴：这是一个社会性的事实；他所陶醉其中的那些性放纵几乎总是集体性的；在马赛，他叫了两个妓女，而且有自己的侍从陪伴；在拉科斯特，他为自己组建了一个后宫；在他的小说里，那些放荡鬼形成一些真正的社群。好处嘛，首先这样一来提供给他们更多的放纵的排列组合，但是这种情色的社会化有着一些更为深层的原因。在马赛，萨德称呼自己的侍从为“侯爵大人”，希望看着仆人顶着自己的名字去“认识”某个姑娘，而不是自己亲自去“认识”：在他眼中情色场面的再现要比亲自体验到的经历更有趣味。在《索多玛一百二十天》中，那些性幻想先是被讲述出来然后才被践行：通过这种一分为二，行为就变成了一种表演，是在执行的那一刻从旁冷眼观瞧的表演；因而这行为保留着由孤独和兽性的狂热所蒙蔽的意义；因为如果纵欲者与自身的行为完全同步，而受害者也与自己的情绪完全同步，那么自由和意识便丧失在肉体的迷失之中；那样的话，受害者只是愚昧无知的苦痛，纵欲者则只是神经痉挛性的快感；多亏了围绕在他们身边的那些见证者，一种在场被保持着，这种在场帮助主体本身也保持着在场。他正是希望通过那些再现来到达自我，为了看见自我必须被人看见；萨德对受害者实行专制，对于那些观看着他的人来说，萨德是一个客体对象；反过来说：通过从一具他正施暴的肉身上来观看他自己所承受的暴力，他作为主体从自己的被动性中重新把握住自我；自为与为他的混同得以完成。为了赋予性行为一种恶魔内涵，一些共谋者是尤其必要的；正是通过他们，所施行或者承受的行为才披上一种确切的形式，而不会被冲淡为一些偶然时刻；因为变成真实，任何恶行都被证明是可能的、平常的，人们对恶行如此熟悉，以至于很难判定它是应当谴责的；为了感到吃惊，感到畏惧，必须要从远处观察自己，透过外人的眼睛来观察。
但是这种对他人的借助，不管有多么可贵，仍然不足以去除虐恋意图中所包含的那些矛盾；如果在亲身经验中无法把握存在的模糊统一，便永远无法以智性的方式来重新建构这种统一。从定义上讲，再现既不与意识的私密同步，也不与肉体的浑噩同步；而且再现更无法将两者调和；一旦分解开来，人类现实中的这两个时刻便相互对立，只要追寻其中之一，那么另一个便躲藏起来。如果主体给自己施加过于强烈的苦痛，主体便迷失、认输、失去主权；过度的卑贱导致一种与快乐相左的厌恶；残酷实际上是很难施行的，除非是在一些非常低微的限度之内；而从理论上讲残酷包含着一种矛盾，以下这两段文字便反映出这种矛盾：当屈服与遵从不来向我们提供魅力，最至高无上的吸引也属无用，还有：必须对欲望的对象施暴；只要那对象一屈服，便有更多的快乐。
那么究竟在哪里才能遇到自由的奴隶们呢？必须满足于妥协；同一些受雇佣的、以卑劣方式求得同意的妓女一起，萨德有些超越了所商定的界限；对于在驯顺中保留着某种人性尊严的妻子，他仅止于少许暴力行为，但是理想的情色行为却永远不会实现。这正是萨德借杰罗姆之口所说的这些话的深层含义：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只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的影像。这并非仅仅因为一些真正重大的恶行实际是被禁止的；那些人们在最极端的谵妄呓语中可能提到的恶行本身仍会让作者失望：向太阳进攻，剥夺宇宙的阳光，或者用它来点燃世界，这算是些罪行吧！但是这梦境之所以显得让人平静，那是因为罪人在梦境中投射了他自己的毁灭还有宇宙的毁灭；当他幸存下来，他仍会重新觉得挫折压抑。虐恋中的罪行永远无法与激起这罪行的动机互相投合；受害者始终只是一个寓意体，而主体只能作为意象来把握自己，而两者的关系只是对于剧情的戏仿，这剧情是从两者无法沟通的亲密关系中来对它们真实地掌握；这就是为何《索多玛一百二十天》中的主教“从来不会在施行一桩罪行的那一刻不是在设想着第二桩的”。密谋的时刻对于放荡者而言是一个特殊时刻，因为他此时可以忽略谎言被揭穿的事实，现实注定要以此来与他作对的。如果说讲述故事在虐恋的放纵中起着一种首要作用，很容易唤醒一些血肉之躯不再能激活的感官，那是因为这些感官只能通过它们的不在场才能完全让人得到。实际上，只有一种方式能满足于性放纵所产生的幻想：那就是将希望寄托在它们的非真实性本身。通过选择情色，萨德选择了想象；只有在想象中他才会做到带着确信安定下来而且没有失望的危险；他在全部作品中都重复了这一点，即感官享受始终受想象支配。只有通过利用自己想象力的各种任性妄为，人类才可能希图幸福。正是借助想象，他摆脱了空间、时间、监狱、警察，摆脱了不在场带来的空虚，超脱晦暗的在场，超脱存在的冲突，超脱生死和所有矛盾。萨德的情色并不是通过杀人来完成圆满，而是借助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