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专横，易怒，急躁，在各方面都走极端，在与风化相关的想象力的错乱方面平生无人能比，我是达到狂热地步的无神论者，简言之，我就是这样，要么再给我来一下杀死我，要么就接受这样的我，因为我是不会改变的。
他们选择了杀死他，先是用监牢的烦闷煎熬来杀死他，然后是用毁谤与遗忘；这样死去，他自己曾经希求如此：一旦墓穴重新封合，就撒些橡子在上面，为的是以后……我坟墓的痕迹从地表消失，正如同我乐于让对我的记忆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他最后的那些愿望中，唯有这最后一条被遵从，而且是非常精心地遵从：对萨德的回忆被一些愚蠢的传说搞得面目全非；他的名字（Sade）本身被掺进这些沉重的词语中：虐待狂（sadisme）、施虐淫者（sadique）；他的私人日记被遗失，手稿被焚毁——应他自己儿子要求所写的十卷《弗洛拉贝尔的日子或被揭露的自然》，他的书被禁；虽然，将近十九世纪末时，斯温伯恩和几位猎奇者对他感到兴趣，但却要等到阿波利奈尔才还给他在法国文学上的一席之地；他还远未正式赢取这一地位：我们可以浏览有关“十八世纪思想”，甚至有关“十八世纪的感性”的一些简明的和详细的著作，其中都对他的名字只字不提。我们理解，为了反对这种可耻的沉默，萨德的支持者将他奉为天才的先知：他的作品在同一时间里宣告了后来的尼采、施蒂纳、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但是这种崇拜，如同一切崇拜，是建立在某种误解的基础上，轮到他们通过将这位“神圣的侯爵大人”神圣化来背叛他；当我们希求理解的时候，他们却命令我们去爱戴。既不把萨德变成一个恶徒也不当做一个偶像，而是将他当做一个人、一位作家，这样的批评家屈指可数。多亏了他们，萨德终于重回地上，回到我们中间。但是确切说来他的位置何在呢？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他的推崇者本身也乐于承认，他的作品就其大部分而言是难以读懂的；从哲学意义而言，他的著作能超脱凡俗的原因仅仅在于陷入了前后不一的矛盾。至于他的淫邪，也并不因为其新奇而让人吃惊；在这一方面，萨德并没有发明什么，我们在精神病学论文中遇到大量与他的情况至少是同样奇特的案例。
——《要焚毁萨德吗》
但是在萨德这里，有着一种他的傲慢难以掩饰住的羞怯的软弱；社会已经扎根于他的内心，即便是以负罪感的形式；他既无手段也无时间来重新创造世界、人类和自我；他太着急了：他急于自我辩解。我已经说过，通过写作，他首先在努力赢取内心的安宁；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逼迫他人来赦免他的罪过，甚至认可他；他进行辩护而不是自我肯定；为了让人听到自己，他向社会借取一些文学形式和可靠的理论主张。他是被一个理性主义世纪培养起来的，在他看来没有任何武器比推理更加可靠。他曾写道：普遍道德的任何原则都是某种真实的幻象，他驯顺地屈服于同时代审美的普遍的约定俗成，屈服于普遍逻辑的自负。因此他的艺术和思想得到了解释：虽然他要求自我的权利，但他总是同时在尝试着为自己求得谅解。他的创作是一项进退维谷的事业，无法彻底走向犯罪的同时破除自己的负罪感。
因此，萨德偏爱的文体是戏仿，这是正常的，显而易见的。他并不尝试建立一个新世界：他仅限于通过模仿的方式嘲弄这个被强加于他的世界；他先是假装相信那些这个世上的众多的幻象：纯真、善良、热忱、慷慨、贞洁；当他在《阿琳和瓦尔古》、《朱斯蒂娜》、《情罪》中矫情地刻画美德的时候，那不仅是一种谨慎之举；他用来装点朱斯蒂娜的那些“虚饰”只不过是文学的做作：如果想要去激怒美德，那就必须给予美德一种真实性。在面对不道德的非议而捍卫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萨德虚伪地写道：如果周围的邪恶的特征不够明显，有谁会因为使美德突现出来而沾沾自喜呢？但他的意思却正相反：如果读者不落入对于善的幻景，那么怎样给予邪恶以滋味？欺骗正直之士要比令他们震惊更加给人快意，在纸上写下一些甜蜜的曲笔描述的时候，萨德品尝到虚言欺骗的强烈快感。不幸的是，通常他的自娱自乐要多于让我们觉得有趣；他的语言往往与他所戏仿的那些卫道士故事有着相同的冷漠，相同的乏味，故事各环节的展开总是按照一些同样枯燥无味的惯例。然而正是借助戏仿，萨德才取得了他艺术上最辉煌的成就。如同莫里斯·埃纳所指出的那样，作为黑色小说的先驱，萨德受到理性主义过深的影响，这使他无法沉入怪异幻想；当他放任乖张想象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应该欣赏他史诗般的激昂还是他的反讽；神奇之处在于他的反讽足够微妙而不会毁掉他的谵妄胡言：相反，反讽给予他的胡言乱语一种干瘪的诗意，使之免于我们的怀疑。他懂得适时将这种晦暗的幽默转向针对自我，这只是一种简单手法；将耻辱与骄傲，真理与罪恶相混同，萨德身上有着辩论的天才；他耍滑稽的时候正是他最严肃的时候，当他的自欺昭然若揭的时候正是他最真诚之时；他的嚣张往往掩饰着一些天真的真理，而他通过一些冷静的推理来滔滔不绝地讲述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他的思想被用来挫败那些想要将他的思想定格的人，正是这样才达到了他的目的，那就是让我们感到忧虑。他的思想形式本身就倾向于让我们困惑；他用一种单调而局促的声音说话，他开始让我们厌烦，而突然苦涩的、嘲弄的、下流的，一种真理照亮这些阴郁背景，放出它的强光；在他的快乐、暴力、露骨的粗俗中，萨德的风格变成一位伟大作家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