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专横，易怒，急躁，在各方面都走极端，在与风化相关的想象力的错乱方面平生无人能比，我是达到狂热地步的无神论者，简言之，我就是这样，要么再给我来一下杀死我，要么就接受这样的我，因为我是不会改变的。
他们选择了杀死他，先是用监牢的烦闷煎熬来杀死他，然后是用毁谤与遗忘；这样死去，他自己曾经希求如此：一旦墓穴重新封合，就撒些橡子在上面，为的是以后……我坟墓的痕迹从地表消失，正如同我乐于让对我的记忆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他最后的那些愿望中，唯有这最后一条被遵从，而且是非常精心地遵从：对萨德的回忆被一些愚蠢的传说搞得面目全非；他的名字（Sade）本身被掺进这些沉重的词语中：虐待狂（sadisme）、施虐淫者（sadique）；他的私人日记被遗失，手稿被焚毁——应他自己儿子要求所写的十卷《弗洛拉贝尔的日子或被揭露的自然》，他的书被禁；虽然，将近十九世纪末时，斯温伯恩和几位猎奇者对他感到兴趣，但却要等到阿波利奈尔才还给他在法国文学上的一席之地；他还远未正式赢取这一地位：我们可以浏览有关“十八世纪思想”，甚至有关“十八世纪的感性”的一些简明的和详细的著作，其中都对他的名字只字不提。我们理解，为了反对这种可耻的沉默，萨德的支持者将他奉为天才的先知：他的作品在同一时间里宣告了后来的尼采、施蒂纳、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但是这种崇拜，如同一切崇拜，是建立在某种误解的基础上，轮到他们通过将这位“神圣的侯爵大人”神圣化来背叛他；当我们希求理解的时候，他们却命令我们去爱戴。既不把萨德变成一个恶徒也不当做一个偶像，而是将他当做一个人、一位作家，这样的批评家屈指可数。多亏了他们，萨德终于重回地上，回到我们中间。但是确切说来他的位置何在呢？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他的推崇者本身也乐于承认，他的作品就其大部分而言是难以读懂的；从哲学意义而言，他的著作能超脱凡俗的原因仅仅在于陷入了前后不一的矛盾。至于他的淫邪，也并不因为其新奇而让人吃惊；在这一方面，萨德并没有发明什么，我们在精神病学论文中遇到大量与他的情况至少是同样奇特的案例。
——《要焚毁萨德吗》
在给妻子的信里他写道，任何幻想总是回溯到一个微妙的原则；而在《阿琳和瓦尔古》中，他肯定说：细腻只能从微妙中得来；故而有可能拥有很多的细腻，虽然是被一些似乎排斥它的东西触动。他同样明白我们的爱好不是由客体的内在品质引起的，而是由客体与主体的关系引起的；但在《新朱斯蒂娜》的一个段落中，他尝试解释自己的嗜粪癖：他的答案磕磕巴巴，但他——笨拙地运用想象这个概念——指出的正是，一样事物的真相不在于它粗陋的存在，而在于它在我们特殊经历中对我们具有的意义。这样的直觉认识让我们可以将萨德视作精神分析的先驱；可惜，他不重视这些直觉，固执地追随霍尔巴赫去反复讲那些心理生理学的平行关系原则。等到解剖学完善了，人们将用它轻易地揭示出人的身体组织与人具有的爱好之间的关系。在《索多玛一百二十天》的那一惊人段落中，矛盾是明白显露的，他在这一段里探究了丑陋的性吸引力。这是已经被证明的，当人们做爱的时候让人们喜欢的正是恐怖、卑鄙、丑恶之物。美是简单事物，丑陋是非凡的东西，而所有热烈大胆的想象无疑都偏爱非凡的事物超过简单事物。他含糊地指出在恐怖与欲望之间的这种联系，人们希望萨德会对它进行界定。但是他却突然用一个结论来打住，取消了所提出的问题：所有这些事情都依赖我们的形体构造，依赖我们的器官，依赖它们互相感应的方式，一如我们无法做主来改变我们身体的形态，我们也不能做主来改变我们对此的趣味。这最初看起来是矛盾的，这个对自我有着如此强烈偏爱的人却表述出一些理论来否认个体的特殊性有任何意义；他要求人们努力去更好地理解人心，他曾努力去发掘人心的那些最奇怪的侧面，他大声说出来：人是怎样的谜题啊！他自我吹嘘：你们知道没有人像我一样分析事物。但是他却自认为是拉美特利的门徒，而拉美特利将人类混同于机器与植物，将心理归结为虚无。不管这有多么令人困惑，这种矛盾可以轻易得到解释。这当然不像人们把他看做怪物那样那么容易。萨德为自我的奥秘而着迷，他因而感到畏惧；他不去表白出来，却想自我辩护。他借布拉蒙之口所说的话是一种自承：我通过一些推理来支持我的那些偏差；我没有执意于怀疑：我将心中所有可能妨碍我的快乐的东西统统战胜、根除、摧毁。解放者的首要任务，他无数次地重复过，那就是战胜悔恨；如果是要抛弃任何的负罪感，有什么思想能比破除责任概念本身的思想更加可靠呢？但是如果想要用这个来限制住他，那将是极大的错误；与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之所以依托于决定论，那是为了要求自己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