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专横，易怒，急躁，在各方面都走极端，在与风化相关的想象力的错乱方面平生无人能比，我是达到狂热地步的无神论者，简言之，我就是这样，要么再给我来一下杀死我，要么就接受这样的我，因为我是不会改变的。
他们选择了杀死他，先是用监牢的烦闷煎熬来杀死他，然后是用毁谤与遗忘；这样死去，他自己曾经希求如此：一旦墓穴重新封合，就撒些橡子在上面，为的是以后……我坟墓的痕迹从地表消失，正如同我乐于让对我的记忆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他最后的那些愿望中，唯有这最后一条被遵从，而且是非常精心地遵从：对萨德的回忆被一些愚蠢的传说搞得面目全非；他的名字（Sade）本身被掺进这些沉重的词语中：虐待狂（sadisme）、施虐淫者（sadique）；他的私人日记被遗失，手稿被焚毁——应他自己儿子要求所写的十卷《弗洛拉贝尔的日子或被揭露的自然》，他的书被禁；虽然，将近十九世纪末时，斯温伯恩和几位猎奇者对他感到兴趣，但却要等到阿波利奈尔才还给他在法国文学上的一席之地；他还远未正式赢取这一地位：我们可以浏览有关“十八世纪思想”，甚至有关“十八世纪的感性”的一些简明的和详细的著作，其中都对他的名字只字不提。我们理解，为了反对这种可耻的沉默，萨德的支持者将他奉为天才的先知：他的作品在同一时间里宣告了后来的尼采、施蒂纳、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但是这种崇拜，如同一切崇拜，是建立在某种误解的基础上，轮到他们通过将这位“神圣的侯爵大人”神圣化来背叛他；当我们希求理解的时候，他们却命令我们去爱戴。既不把萨德变成一个恶徒也不当做一个偶像，而是将他当做一个人、一位作家，这样的批评家屈指可数。多亏了他们，萨德终于重回地上，回到我们中间。但是确切说来他的位置何在呢？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他的推崇者本身也乐于承认，他的作品就其大部分而言是难以读懂的；从哲学意义而言，他的著作能超脱凡俗的原因仅仅在于陷入了前后不一的矛盾。至于他的淫邪，也并不因为其新奇而让人吃惊；在这一方面，萨德并没有发明什么，我们在精神病学论文中遇到大量与他的情况至少是同样奇特的案例。
——《要焚毁萨德吗》
萨德曾以不同方式设想过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的变化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某种辩证法的不同时期，不如说是反映出思想的犹疑，时而限制自己的大胆，时而无拘束地爆发出来。当他仅限于寻求一些潦草匆忙的解释的时候，他采用一种机械论的世界观。拉美特利保证各种人类行为在道德上的无差别性，他宣布：“追随主宰我们的那些原始冲动并不比尼罗河泛滥和海水涨潮更加罪恶。”因而，萨德为了自我辩解而自比为植物、动物、元素。我在她手中只不过是她随意摆弄的一部机器。虽然他无数次用类似的断言来掩饰自己，但这些并不表示他真诚的想法。首先自然在他眼中不是一套冷漠无情的机制；在自然种种变形中有着某种意义，以至于人们会乐于想象着有一个邪恶精灵在操纵着它；实际上自然是残酷的，吞噬一切的，毁灭精神驻留其间；自然大概想完全毁灭它所释放出来的所有生命，为的是享受它所拥有的重新释放出新生命的能力。另一方面，人类并非自然的奴隶；在《阿琳和瓦尔古》中，萨德已经指出人类能够脱离自然并转而对付它：这模糊不清的自然，让我们最终敢于去冒犯它，为的是更好了解享受它的艺术。而以一种更为决断的方式，他在《朱丽叶》中宣布：一旦被释放出来，人类就不再随自然的样子，一旦自然放手，它就对人类无能为力了。他强调：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可比作泡沫，从罐子里被火蒸发的液体中腾起的蒸汽：它没有被创造出来，这蒸汽，它是结果的形态，它是与之不同质的；它的存在来源于一种陌生元素，它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它所来源的那种元素不会受到影响；它并不负欠那种元素什么东西，那种元素也不欠它什么。虽然人类在宇宙眼中不比一团泡沫更重要，但这种无意义本身确保了人类的自主；自然秩序无法奴役人类，因为人类对于自然是根本不同质的；因为人类可以用一种伦理的决断，没有人有权强加于他。从敞开在他面前的那些道路中，为何萨德选择了这一条通过效法自然而将他引向犯罪的道路呢？必须从整体上把握他的体系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一体系的目的确切说来就是为那些萨德从未想过放弃的“罪行”来辩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