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专横，易怒，急躁，在各方面都走极端，在与风化相关的想象力的错乱方面平生无人能比，我是达到狂热地步的无神论者，简言之，我就是这样，要么再给我来一下杀死我，要么就接受这样的我，因为我是不会改变的。
他们选择了杀死他，先是用监牢的烦闷煎熬来杀死他，然后是用毁谤与遗忘；这样死去，他自己曾经希求如此：一旦墓穴重新封合，就撒些橡子在上面，为的是以后……我坟墓的痕迹从地表消失，正如同我乐于让对我的记忆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他最后的那些愿望中，唯有这最后一条被遵从，而且是非常精心地遵从：对萨德的回忆被一些愚蠢的传说搞得面目全非；他的名字（Sade）本身被掺进这些沉重的词语中：虐待狂（sadisme）、施虐淫者（sadique）；他的私人日记被遗失，手稿被焚毁——应他自己儿子要求所写的十卷《弗洛拉贝尔的日子或被揭露的自然》，他的书被禁；虽然，将近十九世纪末时，斯温伯恩和几位猎奇者对他感到兴趣，但却要等到阿波利奈尔才还给他在法国文学上的一席之地；他还远未正式赢取这一地位：我们可以浏览有关“十八世纪思想”，甚至有关“十八世纪的感性”的一些简明的和详细的著作，其中都对他的名字只字不提。我们理解，为了反对这种可耻的沉默，萨德的支持者将他奉为天才的先知：他的作品在同一时间里宣告了后来的尼采、施蒂纳、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但是这种崇拜，如同一切崇拜，是建立在某种误解的基础上，轮到他们通过将这位“神圣的侯爵大人”神圣化来背叛他；当我们希求理解的时候，他们却命令我们去爱戴。既不把萨德变成一个恶徒也不当做一个偶像，而是将他当做一个人、一位作家，这样的批评家屈指可数。多亏了他们，萨德终于重回地上，回到我们中间。但是确切说来他的位置何在呢？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他的推崇者本身也乐于承认，他的作品就其大部分而言是难以读懂的；从哲学意义而言，他的著作能超脱凡俗的原因仅仅在于陷入了前后不一的矛盾。至于他的淫邪，也并不因为其新奇而让人吃惊；在这一方面，萨德并没有发明什么，我们在精神病学论文中遇到大量与他的情况至少是同样奇特的案例。
——《要焚毁萨德吗》
美德不值得任何敬佩也不值得任何感念，因为它远没有反映出超验的善，美德服务于那些宣扬美德的人的利益：萨德得出这一结论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不管怎样，如果利益是个体的唯一法则，那么为什么要蔑视它？邪恶对于美德有怎样的优势？萨德经常以激烈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如果选择美德的话，他告诉我们：这是多么缺乏活力！怎样的冷若冰霜！没有什么东西让我感动，没有什么东西让我激动……我要求如此，难道这就是享受？它的反面是多么不同！我的感官是多么愉悦！我的器官多么受触动。还有：幸福只存在于让人激动的东西中，而只有罪行让人激动。以他那个世纪所宣扬的享乐主义的名义，这一论据是有分量的；所有人们可能反驳萨德的，是他将自己的特殊情况加以普遍化：某些灵魂也可能被善激动起来吗？他拒绝这种折衷主义。美德永远只能获得虚幻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只存在于感官中，美德不引起任何感官的愉悦。这一宣告可能让人吃惊，因为萨德正是将想象变成邪恶的动力，但是通过邪恶从中获取滋养的那些幻想，萨德预感到一种真理，对此的证明就是他达到了高潮，即一种确定的感受，而美德从中获取食粮的那些幻景从不被个体以某种具体的方式捕捉住；依据萨德向他那个时代借用的哲学，感觉是现实的唯一尺度，之所以美德不唤起任何感觉，那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真实的基础；美德和邪恶的这一平行关系中，萨德更清楚地对自己进行了说明：前者是虚幻的，后者是真实的，前者属于偏见，后者是基于理性的；我同前者做爱，我对于后者没有什么感觉。美德是子虚乌有的，虚幻的，它将我们禁闭在一个表象世界；而与肉体的亲密联系却保证了我们称为邪恶的这种东西的本真性。我们有理由将施蒂纳与萨德进行对比，如果用他的词汇，我们会说美德将个体从人类这个空洞的实体中去除；只有在罪行中，个体才对自我提出要求，作为具体的自我而得到完善。如果穷人屈服，或者徒劳地尝试为自己的兄弟们去斗争，他只是被操纵，被欺骗，是被自己天性所捉弄的麻木不仁的物体，他什么都不是：他必须像迪布瓦或者铁心一样，努力厕身强者一边。被动地接受自己的特权的富人也只是以物的方式存在；只有滥用权力，使自己成为暴君、刽子手，他才是个人物；他将玩世不恭地从有利于他的不公正中受益，而不是迷失在一些仁爱的幻梦里：如果所有人都是罪犯，那么我们恶行的受害者哪里找？让我们永远将这些人置于谬误与谎言的约束下，埃斯泰瓦尔宣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