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对于自然,他不仅仅是无害的:他是为自然效劳的。在《朱丽叶》中萨德解释说,动物、植物、矿物三界的精灵,如果没有什么对之进行阻挡,它会变得如此暴力,以至于让宇宙的运行瘫痪:将不再有重力也不再有运动;怀抱着矛盾,人类的罪行让自然从这种停滞中摆脱,这种停滞同样也会威胁一个过于有德行的社会。萨德肯定读过曼德维尔在世纪初获得很大成功的《蜜蜂的寓言》;作者在书中证明个体的激情与过失有益于共同的繁荣,正是那些最大的恶徒最积极地对共同利益起作用;当一次偶然的皈依正道让美德取得胜利的时候,蜂巢便陷于颓败之中。萨德同样也多次表述,一个堕入美德的集体同时会加速陷入停滞不前。这中间就像有一种对黑格尔理论的预见,按照黑格尔的理论,“精神的忧虑”的破除必然导致历史的终结。但是在萨德的作品里,一成不变的状态并非是作为一种确立的圆满出现的,而是作为纯粹的缺失出现;人类极力通过那些他们用来包裹自己的约定俗成切断自己与自然的所有牵挂,将自身变成一个苍白的幽灵,尽管有某些坚定的灵魂不顾反对在人类内部仍旧维持着真理的法律,那就是分裂、战争、动荡;我们受限制的感官禁止我们企及它核心的现实,这已经够了,萨德在这篇独特文字中这样说,他在其中将我们大家比作一些盲人,我们就不要再将自己从快乐中摒除,让我们尝试去超越我们的极限:我们所能设想的最完美的存在就是最远离习俗的存在,是觉得习俗是最可鄙事情的存在。如果换个语境,萨德的宣告让人想到诗人兰波对于所有感官“有系统地错乱”的要求;还让我们想到超现实主义者们想要穿透人类的造作而进入真实的神秘核心的种种尝试。但是萨德并非作为诗人,而是更多作为道德论者来尝试打破表象的牢笼。他起而反对的这个故弄玄虚的并且被神秘化了的社会,让人想到黑格尔所说的“人们”一词,存在的本真性被吞没其间,在他的作品中同样是要通过一种个人决断来重获存在的真实。这些对比并非游戏。必须将萨德定位在想要超越“日常生活的平凡”而获取对于这个世界的内在真理的那些人的大家庭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