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萨德多次强调这一点:让放荡者兴奋的并非他人的不幸;而是知道自己正是这不幸的始作俑者其中有着与抽象意义的邪恶快乐大不相同的东西;当他策划阴险诡计时,他看到他的自由对于他人来说变为命运;就如同死亡比生命更确实,苦痛比幸福更确实,正是在迫害与谋杀中他将承担起这种神秘奥义。但是将自己以宿命的形式强加给惊愕万分的受害者,这还不够;受害者被欺骗,被愚弄,人们对之加以占有,但只是从外部;当加害者在其面前揭穿自己,他促使受害者通过叫喊或者祷告来表达出自己的自由;如果自由没有得到揭示,那么受害者就不配受到折磨,他们会杀死他或者忘记他;受害者还有可能通过反抗的暴力、逃亡、自杀或胜利,从折磨者的手中脱逃;折磨者所要求的正是受害者从拒绝摇摆到屈从、反抗或者坚忍,无论如何他都在暴君的自由中承认自己的命运;于是受害者通过最紧密的联系与他结合,他们真正形成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