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专横，易怒，急躁，在各方面都走极端，在与风化相关的想象力的错乱方面平生无人能比，我是达到狂热地步的无神论者，简言之，我就是这样，要么再给我来一下杀死我，要么就接受这样的我，因为我是不会改变的。
他们选择了杀死他，先是用监牢的烦闷煎熬来杀死他，然后是用毁谤与遗忘；这样死去，他自己曾经希求如此：一旦墓穴重新封合，就撒些橡子在上面，为的是以后……我坟墓的痕迹从地表消失，正如同我乐于让对我的记忆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他最后的那些愿望中，唯有这最后一条被遵从，而且是非常精心地遵从：对萨德的回忆被一些愚蠢的传说搞得面目全非；他的名字（Sade）本身被掺进这些沉重的词语中：虐待狂（sadisme）、施虐淫者（sadique）；他的私人日记被遗失，手稿被焚毁——应他自己儿子要求所写的十卷《弗洛拉贝尔的日子或被揭露的自然》，他的书被禁；虽然，将近十九世纪末时，斯温伯恩和几位猎奇者对他感到兴趣，但却要等到阿波利奈尔才还给他在法国文学上的一席之地；他还远未正式赢取这一地位：我们可以浏览有关“十八世纪思想”，甚至有关“十八世纪的感性”的一些简明的和详细的著作，其中都对他的名字只字不提。我们理解，为了反对这种可耻的沉默，萨德的支持者将他奉为天才的先知：他的作品在同一时间里宣告了后来的尼采、施蒂纳、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但是这种崇拜，如同一切崇拜，是建立在某种误解的基础上，轮到他们通过将这位“神圣的侯爵大人”神圣化来背叛他；当我们希求理解的时候，他们却命令我们去爱戴。既不把萨德变成一个恶徒也不当做一个偶像，而是将他当做一个人、一位作家，这样的批评家屈指可数。多亏了他们，萨德终于重回地上，回到我们中间。但是确切说来他的位置何在呢？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他的推崇者本身也乐于承认，他的作品就其大部分而言是难以读懂的；从哲学意义而言，他的著作能超脱凡俗的原因仅仅在于陷入了前后不一的矛盾。至于他的淫邪，也并不因为其新奇而让人吃惊；在这一方面，萨德并没有发明什么，我们在精神病学论文中遇到大量与他的情况至少是同样奇特的案例。
——《要焚毁萨德吗》
集体放纵在萨德笔下的放纵者之间实现一种真正的融合：通过他人的意识，每个人把握住自己行为和自身形象的意义，正是在一具陌生的肉体中感到自己的肉体；所以实际上邻人对于我而言是存在的。共存的丑闻让人想不明白，但可以用亚历山大大帝砍断戈尔迪乌斯结的方式来破除其神秘：必须通过行动来置身其间。人是怎样的谜题啊！——是啊，我的朋友，就是这个使得一个有许多诙谐的人说理解他不如肏他。在萨德作品里，情色是作为一种沟通方式出现的，是唯一有价值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戏仿克洛岱尔的一句话，说在萨德作品中“鸡巴是从一个心灵到另一个心灵最近的路”。
对萨德给予过于轻易的同情是在背叛他；因为他想要的是我的不幸，我的臣服和我的死亡；每次当我们站在一个被色情狂割断喉咙的孩子一边，我们都是在起来反对萨德。他并不禁止我自卫；他同意孩子的父亲去为被强奸的孩子复仇，或者去警告孩子，即使是借助杀戮。他所要求的是，在不可调和的存在相互对立的斗争中，每一方都以自己的存在的名义以具体方式投身其中。他赞成私刑复仇，而不是法庭：人可以杀人，但是不能审判。法官的自负要比暴君的自负更咄咄逼人，因为暴君仅限于与自我相符，而法官却试图将自己的观点订立为普遍法则；他的意图依赖一个谎言：因为每个人都被禁闭在自己的身体里，他无法成为割裂个体之间的中介者，他本身也是与那些个体分割的。许多个体结盟，他们共同并入一些任何人都不再是主人的机构中，这并不给予他们任何新权利：数量于事无补。没有任何手段能衡量没有共同衡量可能的东西。为了摆脱存在的冲突，我们躲避到表象世界，而存在本身隐藏起来；因为以为在自我防卫，我们将自己归于虚无。萨德的巨大功绩在于他要求人类的真理，反对只是遁途的那些抽象化和异化。没有人比他更热切地依恋具体的东西。他从未对那些“据说”的东西给予任何信任，那些平庸思想者懒惰地从这些“据说”中获取养料；他只赞同那些在亲身经历的实证中得到的真理；因而他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官能主义，将之转变为一种本真性的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