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诗人总是小心避免让人们关注他笔下主人公物质方面的东西。一旦涉及对身体的关注，那么喜剧因素就有可能渗透进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悲剧的主人公们总是不吃不喝也不用烤火取暖甚至如果可以的话，他们都不用坐下来。一边念着大段独白一边突然坐下来，就会提醒观众，主人公也是有身体的。拿破仑是他那个时代的心理学家，他曾经注意到，单单是坐下来这么一个事实，就足以把悲剧变成喜剧。在古尔哥（Gourgaud）男爵未发表的日记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说的是在耶拿之战后，拿破仑和普鲁士王后的一次谈话）：“她用悲惨的语气迎接我，就像悲剧《熙德》的女主角：‘陛下，正义！正义！马格德堡！’她一直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这让我很尴尬。后来，为了让她换一种说话语气，我请她先坐下。要打断一个悲剧性的场面，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因为只要坐下来，那就成了喜剧。”
现在让我们扩大一下这个形象：身体支配灵魂。我们会得到一条更普遍的规则：形式想优先于实质，文字在头脑中争吵。这不正是喜剧试图取笑某种职业时向我们暗示的想法吗？喜剧让律师、法官、医生说话的时候，仿佛健康和司法没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要有医生、律师和法官，重要的是职业的外部形式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这样，手段代替了目的，形式代替了实质，不是为了公众才有了某个职业，而是为了某个职业而有了公众。对形式的持续关注，对规则的机械运用，在这里就产生了一种职业性的机械化，这种机械化可以和身体的习惯强加于精神的那种机械动作相比，并和它一样可笑。戏剧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现在我们不去深入研究这个从主题发展出来的变奏曲的细节，我们来引用两三段文字，主题在那里表现得非常明了：“我们给病人看病不过是走走形式。”莫里哀的喜剧《无病呻吟》里的迪亚福拉斯这么说道。莫里哀的喜剧《医生之恋》里的巴依斯说：“与其违反规则而死里逃生，不如按规则病逝。”同一部喜剧中，德斯福南德雷斯说：“不论可能发生什么，必须按规矩办事。”他的同行托梅斯也给出了理由：“一个死人就是一个死人，但如果忽略了一道手续，那就给全体医生的名誉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费加罗的婚礼》中布里迪奥松虽然含义稍有不同，但同样意味深长：“形——式，您明白吗，形——式。一个笑穿短西服的法官的人，只要看到一个穿长袍的检察官就会瑟瑟发抖。形——式，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