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发生的事应当被归为一种集体幻觉。尽管他知道自己是在用一套理性主义话术描述，但还是宁愿这样相信。狗和人实际上都在熄灭为沉默的声音与嚎叫里终结。他就是这样永远走到了尽头，是的，永远，当他们在那个罪行之夜从背后用子弹打碎他的身体，让他滚落悬崖之时。没有失眠的意识，没有螺旋中的地狱，没有观众的坐席，没有雪花石膏的光芒中陡升的走廊，没有台唇，没有舞台，没有台上复苏的记忆，没有鬼魂，没有驶入站台的火车车窗上的黄金字样，没有审判，没有可能的救赎。只有死亡，而死亡是虚无。可是，对，对，可是，他不能否认无可争辩的明显的事实，因为救赎和审判显然是存在的（为何不装疯以求宽赦？）就像以灼热熔化的黄金字样通知他出庭辩护的火车车窗也是存在的，那些字样清晰一如他的双身的幽灵，一如走廊与池座的雪花石膏般的光芒下、为彼此不可见的群影们表演回忆的台唇和舞台。矛盾的是，这一切都不可否认，正如死亡宽广无垠的宁静中彻底的湮灭不可否认。归根结底，如同某次费尔南多·比利亚隆，那个自称同时活在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男人亲口对他所说的，重要的不是存在或不存在，而是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从“我”到“他”，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从他到桑德罗·瓦萨里，那个头发平贴头皮、脸颊有划伤的男人。他相信自己正缓慢揭示着自身的真相，犹如达利一层层揭去他的拼贴画上的宣纸，直到展露出遵从卡尔德隆式的艺术魔法、或出于构想或自行涌现的结构，其中全部的梦都是人生。在那发生诸多罪行的悬崖边，他的彻底的死亡，肉体的，灵魂的，欲望的和记忆的死亡，都是可能的。如此，他曾是的一切——藏在他父母卧室的一岁时的照片里打扮成小女孩模样、骑着混凝纸做成的小马的男孩，在丽池公园打着针织领带的少年，达利的情人，桑切斯·梅希亚斯的同伴，付钱让吉卜赛少年亲吻自己、尔后又为憎恨他们而憎恨自己的鸡奸者，他的诗句与戏剧的作者，给贝蓓和卡里略·莫拉朗诵《观众》、弄得他们惊怒交加的游吟诗人，将《祭坛圣体颂歌》献给曼努埃尔·德·法雅、以为是取悦他却侮辱了他的虔诚的诗人，在伊登梅尔湖上方看见极光、在曼哈顿的沥青上看见长条彩虹的男人——这一切一切，他的一切，将只化为一把在泥土中沉默腐烂的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