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艺术的31种凝视
【英】威尔·贡培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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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节选
熟悉并不滋生轻视，而是导致一种盲目，使我们不再关注周围的环境。20世纪的德国电影评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深知这一点。他在1960年的著作《电影的本性》（Theory of Film）中写道：“亲切的面孔，日复一日走过的街道，我们居住的房子——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一部分，如同我们的皮肤。因为我们对其了然于心，便不再识之以眼。”
我们对树木、建筑、道路的颜色都视而不见，不在意识中进行记录。
【弗里达·卡罗：凝视痛苦】
弗里达·卡罗《两个弗里达》，1939年
在一次可怕的交通事故后，痛苦几乎一直伴随着弗里达·卡罗的成年生活。一方面，它毁了她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它创造了新的可能性。痛苦帮她去观看，它打开了她的眼睛，使她能够在悲伤而有趣、黑暗而欢乐的画作中表达自己的感受。
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1907—1954年）的故事众所周知：童年时得过小儿麻痹症；一所男生占绝大多数的学校里的女尖子生；18岁时的车祸击垮了她，连同她的医生梦想；一字眉；年纪轻轻就嫁给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墨西哥艺术家、革命家；丈夫的外遇；她的风流韵事，包括与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短暂恋情；她是墨西哥共产党党员；她与超现实主义关系密切；她47岁时去世，五百人出席了在旧金山艺术宫举办的葬礼。
弗里达·卡罗的人生就像她的服装一样多姿多彩，一直是电影、书籍和众多展览的主题，但她并不是因为生平而出名——无数人曾拥有生动的人生故事，如今却早已被人遗忘——而是凭借自己的艺术。弗里达的地位已上升至国际偶像，她的艺术将不同时间和地域的人联系在一起。来自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观众，礼貌地排队等候观看她那充满政治色彩的寓言式图像。尽管她的画作在技巧上既不出众，也不美得惊人，却能引起人们普遍的共鸣。它们更像是图像式的诗歌，艺术家是用她的笔触来展示自己的灵魂，而不是一支笔。
弗里达·卡罗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远见卓识。她知道这一点。19岁时，她给男朋友亚历杭德罗·戈麦斯·阿里亚斯（Alejandro Gómez Arias）写信，谈到自己拥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能感知常人无法感知的东西：“我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不用读也不用写……我知道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如果有的话，我将会看到。”她不是在自夸，而是在哀叹。那场可怕的交通事故就发生在几个月前，把她从一名有前途的医生变成了一个初出茅庐的艺术家。当时，她和亚历杭德罗正在回她老家（位于墨西哥城郊区的科约阿坎）的路上，一辆有轨电车撞上了他们的巴士，导致弗里达被一根金属扶手刺穿。她活了下来——只是脊椎骨折、骨盆破碎、几个器官严重受损而已。此后，她的生活陷入了长期的痛苦之中，频繁接受手术。“现在我生活在一个痛苦的星球上，”她在同一封信中写道，“像冰一样透明，无可掩盖。”
如果说那次改变人生的车祸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它给她带来了惊人的洞察力和充足的观察时间。在后来由恋人拍摄的照片，以及她余生创作的数十张自画像中，你都可以看到正在观看的弗里达。没有表情的脸，红唇，黑发，淡淡的小胡子，还有那些双挑剔的眼睛。卡罗房内的灯常亮，甚至当她因酗酒和药物而精神恍惚时，也会像老虎偷偷接近鹿一般打量这个世界。她的脸上有一种不可捉摸的神情，她的仪态中有一种沉静——我们不知道她在思考什么，但我们绝对知道她正在思考。
如果说她所承受的肉体痛苦是她高度个性化画作的主题，那就过于简化了。直率向来不是弗里达·卡罗的风格。象征、隐喻和故事才是她艺术的基本元素。因受伤而经历的痛苦是她艺术的中心，但并不是唯一的主题，它更像是进入更大议题的方式。她不是观看痛苦，而利用痛苦来观看。
要理解她如何观看，就要探讨她如何思考。早在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者主张把个人政治化之前，弗里达·卡罗就已践行了这一理念，她把自己变成了挚爱的墨西哥的化身。这个国家在摆脱了殖民统治，经历了随后的十年革命（1910—1920年）之后，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身份。她的议题就是人民的议题，是墨西哥革命者及其领导人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和潘乔·维拉（Pancho Villa）的议题。当她在画中表现伤痕累累却意志坚定的自己时，表达的是刚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墨西哥精神——伤痕累累却意志坚定。当她的皮肤被带刺的荆棘项链刺破而流血时，她思考的是革命者在拯救国家灵魂的斗争中所洒下的鲜血。当她把一幅画面分成对立的两半时，脑中想到的是一个分裂的墨西哥。她的所言、所画、所穿和所写，都是关于墨西哥独立和文化的宣言。这才是她的主题。透过痛苦的镜头，她观看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