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卡罗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远见卓识。她知道这一点。19岁时，她给男朋友亚历杭德罗·戈麦斯·阿里亚斯（Alejandro Gómez Arias）写信，谈到自己拥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能感知常人无法感知的东西：“我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不用读也不用写……我知道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如果有的话，我将会看到。”她不是在自夸，而是在哀叹。那场可怕的交通事故就发生在几个月前，把她从一名有前途的医生变成了一个初出茅庐的艺术家。当时，她和亚历杭德罗正在回她老家（位于墨西哥城郊区的科约阿坎）的路上，一辆有轨电车撞上了他们的巴士，导致弗里达被一根金属扶手刺穿。她活了下来——只是脊椎骨折、骨盆破碎、几个器官严重受损而已。此后，她的生活陷入了长期的痛苦之中，频繁接受手术。“现在我生活在一个痛苦的星球上，”她在同一封信中写道，“像冰一样透明，无可掩盖。”
如果说那次改变人生的车祸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它给她带来了惊人的洞察力和充足的观察时间。在后来由恋人拍摄的照片，以及她余生创作的数十张自画像中，你都可以看到正在观看的弗里达。没有表情的脸，红唇，黑发，淡淡的小胡子，还有那些双挑剔的眼睛。卡罗房内的灯常亮，甚至当她因酗酒和药物而精神恍惚时，也会像老虎偷偷接近鹿一般打量这个世界。她的脸上有一种不可捉摸的神情，她的仪态中有一种沉静——我们不知道她在思考什么，但我们绝对知道她正在思考。
如果说她所承受的肉体痛苦是她高度个性化画作的主题，那就过于简化了。直率向来不是弗里达·卡罗的风格。象征、隐喻和故事才是她艺术的基本元素。因受伤而经历的痛苦是她艺术的中心，但并不是唯一的主题，它更像是进入更大议题的方式。她不是观看痛苦，而利用痛苦来观看。
要理解她如何观看，就要探讨她如何思考。早在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者主张把个人政治化之前，弗里达·卡罗就已践行了这一理念，她把自己变成了挚爱的墨西哥的化身。这个国家在摆脱了殖民统治，经历了随后的十年革命（1910—1920年）之后，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身份。她的议题就是人民的议题，是墨西哥革命者及其领导人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和潘乔·维拉（Pancho Villa）的议题。当她在画中表现伤痕累累却意志坚定的自己时，表达的是刚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墨西哥精神——伤痕累累却意志坚定。当她的皮肤被带刺的荆棘项链刺破而流血时，她思考的是革命者在拯救国家灵魂的斗争中所洒下的鲜血。当她把一幅画面分成对立的两半时，脑中想到的是一个分裂的墨西哥。她的所言、所画、所穿和所写，都是关于墨西哥独立和文化的宣言。这才是她的主题。透过痛苦的镜头，她观看这一切。

弗里达的作品变得更加激烈、坦率。她曾经在作品中暗藏的幽默感也消失殆尽。讽刺演变成了弗洛伊德式的自我审视：“一直以来，我的主题都是关于我的感觉、我的精神状态，以及生活在我身上引发的深层反应，我经常将这一切具体化为我自己的形象，这些是我表达内心和外在感受时所能做的最真切、最真诚的事。”
当自诩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兼领袖的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访问墨西哥并看到她的作品时，他立即宣称作品——和她本人——是他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他喜欢她的黑暗和愤怒，把她关于噩梦和流产的精致画作称为“缠绕炸弹的丝带”。他邀请她在巴黎展出作品，她接受了——她需要离开家透透气。
她为法国的展览创作了一系列的新画，并在纽约成功举办了展览，与此同时她的婚姻却在瓦解。迭戈与她妹妹的婚外情持续了四年仍然纠缠不清，这让弗里达再也无法忍受。1939年，她与迭戈离婚，这件事催生了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两个弗里达》（Las Dos Fridas）。
这幅画比她平时的作品要大得多，因为她经常卧床或坐着，行动受限，所以画作的尺寸总是相当小。不过，《两个弗里达》却是尺幅巨大的方形作品，长173.5厘米、宽173厘米，大小与真人相差无几。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尺寸升级，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因为商业因素，安德烈·布勒东建议她为巴黎的展览创作一些大型作品，因为欧洲的收藏家偏爱较大的尺寸。另一种是因为她想表达的内容太多。《两个弗里达》就是最终的分手之作。
背景奠定了画面的基调，乌云密布中透露着不祥。前景中，绿色的柳条长椅上坐着两个弗里达。她们手拉手，团结一致。她们的肩膀略微朝向对方，眼睛却直视观众——这不是一场内部对话，她们在和我们说话。其中一个弗里达穿着传统的墨西哥服装，另一个穿着殖民地时期风格的婚纱。这就是弗里达的两面：墨西哥的弗里达拥有来自母亲的印第安血统，欧洲的弗里达则有着来自父亲的德国血统。我们推测迭戈更喜欢墨西哥的弗里达，因为正是这个弗里达的左手中拿着他的小照片。小照片连接着一条充满血的血管，血管沿着她的手臂蜿蜒而上，流进她那暴露在体外的半截心脏。另一根血管从动脉中伸出来，一路流向欧洲的弗里达——另一半心脏正在她的胸前跳动。还有一根血管穿过另一条动脉，径直流向她的右手。她的右手拿着一把止血钳，夹住血管以防它流血不止。好吧，没有完全夹住。有一点血滴到了欧洲的弗里达的裙子上，融入裙边上的红花装饰中。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一味追求恐怖和不安的布勒东，会喜欢弗里达关于自身婚姻的残忍描绘。她把一切都摆在了明面上：器官衰竭，住院，学医时习得的解剖知识，双重背景（欧洲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坚忍，成熟的和稚嫩的自我，内在和外在，心灵和身体，圣母和圣婴，生命和死亡。

与她众多的画作不同，《两个弗里达》在展出时没有卖出去。也许布勒东鼓励弗里达追求大画幅是错误的。他将她视为超现实主义者，这个看法当然也是错的，正如她明确表达的那样：“我从未画过梦境，我画的是属于我的现实。”这就是走进她艺术的方式。布勒东认为她的画作是异想天开的漫谈，事实并非如此，它们属于卡罗生活的时代和地方。她创作的图像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而且往往带有一丝宣传意味。她深入致力于塑造墨西哥的未来，为此将自己塑造为墨西哥文化的化身。这位艺术家和她的祖国密不可分，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如果没遭遇交通事故，弗里达·卡罗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然而，这场事故并没有击垮她，而是造就了她。她学会了忍受痛苦，并把它作为一种观看之道，用于观看世界以及自己在世上的位置，凝视车祸的痛苦、流产的痛苦、迭戈婚外情的痛苦、妹妹背叛自己的痛苦、殖民地历史的痛苦、逝去传统的痛苦、傲慢西方的痛苦、祖国动荡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