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艺术的31种凝视
【英】威尔·贡培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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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节选
熟悉并不滋生轻视，而是导致一种盲目，使我们不再关注周围的环境。20世纪的德国电影评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深知这一点。他在1960年的著作《电影的本性》（Theory of Film）中写道：“亲切的面孔，日复一日走过的街道，我们居住的房子——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一部分，如同我们的皮肤。因为我们对其了然于心，便不再识之以眼。”
我们对树木、建筑、道路的颜色都视而不见，不在意识中进行记录。
【弗里达·卡罗：凝视痛苦】
弗里达·卡罗《两个弗里达》，1939年
在一次可怕的交通事故后，痛苦几乎一直伴随着弗里达·卡罗的成年生活。一方面，它毁了她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它创造了新的可能性。痛苦帮她去观看，它打开了她的眼睛，使她能够在悲伤而有趣、黑暗而欢乐的画作中表达自己的感受。
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1907—1954年）的故事众所周知：童年时得过小儿麻痹症；一所男生占绝大多数的学校里的女尖子生；18岁时的车祸击垮了她，连同她的医生梦想；一字眉；年纪轻轻就嫁给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墨西哥艺术家、革命家；丈夫的外遇；她的风流韵事，包括与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短暂恋情；她是墨西哥共产党党员；她与超现实主义关系密切；她47岁时去世，五百人出席了在旧金山艺术宫举办的葬礼。
弗里达·卡罗的人生就像她的服装一样多姿多彩，一直是电影、书籍和众多展览的主题，但她并不是因为生平而出名——无数人曾拥有生动的人生故事，如今却早已被人遗忘——而是凭借自己的艺术。弗里达的地位已上升至国际偶像，她的艺术将不同时间和地域的人联系在一起。来自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观众，礼貌地排队等候观看她那充满政治色彩的寓言式图像。尽管她的画作在技巧上既不出众，也不美得惊人，却能引起人们普遍的共鸣。它们更像是图像式的诗歌，艺术家是用她的笔触来展示自己的灵魂，而不是一支笔。
弗里达的作品变得更加激烈、坦率。她曾经在作品中暗藏的幽默感也消失殆尽。讽刺演变成了弗洛伊德式的自我审视：“一直以来，我的主题都是关于我的感觉、我的精神状态，以及生活在我身上引发的深层反应，我经常将这一切具体化为我自己的形象，这些是我表达内心和外在感受时所能做的最真切、最真诚的事。”
当自诩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兼领袖的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访问墨西哥并看到她的作品时，他立即宣称作品——和她本人——是他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他喜欢她的黑暗和愤怒，把她关于噩梦和流产的精致画作称为“缠绕炸弹的丝带”。他邀请她在巴黎展出作品，她接受了——她需要离开家透透气。
她为法国的展览创作了一系列的新画，并在纽约成功举办了展览，与此同时她的婚姻却在瓦解。迭戈与她妹妹的婚外情持续了四年仍然纠缠不清，这让弗里达再也无法忍受。1939年，她与迭戈离婚，这件事催生了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两个弗里达》（Las Dos Fridas）。
这幅画比她平时的作品要大得多，因为她经常卧床或坐着，行动受限，所以画作的尺寸总是相当小。不过，《两个弗里达》却是尺幅巨大的方形作品，长173.5厘米、宽173厘米，大小与真人相差无几。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尺寸升级，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因为商业因素，安德烈·布勒东建议她为巴黎的展览创作一些大型作品，因为欧洲的收藏家偏爱较大的尺寸。另一种是因为她想表达的内容太多。《两个弗里达》就是最终的分手之作。
背景奠定了画面的基调，乌云密布中透露着不祥。前景中，绿色的柳条长椅上坐着两个弗里达。她们手拉手，团结一致。她们的肩膀略微朝向对方，眼睛却直视观众——这不是一场内部对话，她们在和我们说话。其中一个弗里达穿着传统的墨西哥服装，另一个穿着殖民地时期风格的婚纱。这就是弗里达的两面：墨西哥的弗里达拥有来自母亲的印第安血统，欧洲的弗里达则有着来自父亲的德国血统。我们推测迭戈更喜欢墨西哥的弗里达，因为正是这个弗里达的左手中拿着他的小照片。小照片连接着一条充满血的血管，血管沿着她的手臂蜿蜒而上，流进她那暴露在体外的半截心脏。另一根血管从动脉中伸出来，一路流向欧洲的弗里达——另一半心脏正在她的胸前跳动。还有一根血管穿过另一条动脉，径直流向她的右手。她的右手拿着一把止血钳，夹住血管以防它流血不止。好吧，没有完全夹住。有一点血滴到了欧洲的弗里达的裙子上，融入裙边上的红花装饰中。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一味追求恐怖和不安的布勒东，会喜欢弗里达关于自身婚姻的残忍描绘。她把一切都摆在了明面上：器官衰竭，住院，学医时习得的解剖知识，双重背景（欧洲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坚忍，成熟的和稚嫩的自我，内在和外在，心灵和身体，圣母和圣婴，生命和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