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4.3 刻在一只公牛肩胛骨上的商代（公元前1192年）甲骨文。文中表示，十日之内不会发生不幸

妇好墓让我们得以一窥她的死后生活，不过我们对她的了解也来自甲骨文。（见图4.3）甲骨文显示了商王对她妊娠的担忧，但我们也发现，她率领军队参战，因为占卜询问了各种战役的结果。她似乎是个极为成功的将军，受上天眷顾。妇好在青铜时代后期相当著名，这部分是因为她女将军的身份，而她的声名在当今也重新显赫起来。
使用甲骨占卜的方式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下文我们将列出更详尽的细节。尽管还有争议，但在贾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符号可能既代表了汉字最早的形态，也表明了它们在公元前6000年之前就被用于占卜；到了公元前3千纪，使用甲骨来占卜的行为已变得十分常见，它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早期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中。到了商代，占卜达到了极为复杂的全新高度，而这一整套实践体系几乎被完全照搬到了周代。（上下文中提到的遗址位置及其地形特征见图4.4）在商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迅速转变、强化，创造出了现代中国的早期根基。商代权力的性质至今仍有争议，这种权力部分来自当时新出现的高产的农业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二者都与祭品、献祭和占卜密切相关，而这其中的关键便是死去的祖先。这或许会让我们觉得，商代的权力被分成了实用性的和魔法性的两种元素，但事实上，二者是共生的关系，因此便会出现这样的例子：田地丰产与否，取决于祖先将上天的能量引导入谷物和田地的能力。商代的人居住在一个充满魔法力量的世界里，他们也将大量的注意力和努力投注在魔法力量上。

图4.4 文中提到的主要遗址和地形特征

在莫角山遗址的西北部，围墙之内，有一个更大的人造土丘，约5米高，内有11座大墓，其中共计出土了1100件玉器，主要是钺、璧、琮等，还有些陶器和石器。一些较为敷衍的埋葬形式也说明有人祭存在。在发掘之前，良渚的玉器便已为人所知，源于当地农民在田间地头的发现。地层发掘最终显示，这些手工艺品的年代极为古老，同时制造玉器和石器的工匠作坊也在莫角山遗址西北部的一座土丘上以及其他许多地点得到了发现。用来制造玉器的新式石钻也有出土。
良渚玉器以形式多样且美观而广为人知，其纹饰分为三种大类，分别为龙首纹、神人兽面纹和鸟纹。神人兽面纹一般表现的是一个人头，可能戴着羽毛头饰，其下是人类的手臂和双手，再往下的部分则是某种有着大而圆的眼睛和锋利爪子的兽类。这些纹饰的设计极其强调左右对称，有时也会出现在玉琮正方形边缘的角上。人与兽的结合显示出一个具有流动性的世界，人类与非人类可以融合，或许由此便创造出了具备人类和动物两方特性和力量的生物。有些人认为这样的复合体是萨满教的证据。我本人不太确定我们是否能下这样明确的定义，但这无疑是个将人类与非人类混合在一起的世界。良渚特有的纹饰本身就引人注目，而且它们是所谓的饕餮纹的前身，后者在商周青铜器动物纹饰中居于核心地位。
各种力量在良渚运作。从神人兽面纹中可以看出，人的力量与天地间其他力量相连，或许也源于后者。人类与这个世界并不分离，而是与一系列的力量与约束纠缠在一起，并竭尽全力想要掌控、操纵它们。人们塑造物质，引导能量，从而创造出了精美的玉器和陶器。良渚的诸多遗址特殊的构造展现了人类通过土与水这两种基本元素与广泛的各种力量大规模打交道的结果，尤其是水，它同时具有创造性和破坏性的力量，既是密集水稻种植的基础，又可能泛滥或引发洪涝。在随后的青铜时代流传着大洪水的传说：有可能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出现了一段较为湿润的时期，导致聚落形态产生了广泛的变化，暴力重组或许导致后来青铜时代的人类在黄河中游地区重新定居。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视自身为更广阔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这与其说是人类与宇宙和谐统一的早期表现，不如说是接受世界具有创造性和破坏性这两面的过程。

通过祭祀和占卜与祖先沟通是商王朝权力和生活的中心，这一点对社会等级中更下层的人民来说，也是一样。到了商晚期（公元前1200—前1046年），人们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方式，用来维持与祖先的稳定联系。这部分是靠占卜来实现的，它是一种在整个东亚都十分古老且流传广泛的实践。它有许多名字，充满异国气息——裂缝占卜法、炙骨占卜法或灼龟占卜法——这些占卜使用的是肩胛骨，有时候人们简单地将肉从骨头上剔除便可，有时候则要通过炙烤（由占卜法名字里的“炙”“灼”可知）。在更晚期，人们也会使用龟的腹甲。这类形式的占卜最早的确凿证据出现在中国北部，如今的内蒙古，时间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而后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龙山文化中逐渐常见。早期时占卜不成体系。向祖先提出的问题也刻在骨头表面，位置各式各样，骨头本身也没有为了产生答案而处理过。到了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2000—前1600年）的中国东北部，在所谓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人们开始在占卜前就给骨头的背面钻孔。用于提出问题的骨头来自牛、羊、猪及狩猎来的动物，例如鹿等。在中国的其他地区，甚至在很快便孕育了商朝的中原地区，占卜的实践也各式各样。在商早期，我们依然很少看到系统性的占卜，但这一点在郑州的遗址中发生了变化，在此处使用的家畜骨头更标准化，问题和答案也有了清晰的记录；此处还出土了一个用来在骨头上钻孔的青铜钻。我们同样也在此处见到了最初使用龟甲的例子，龟甲需要从中国南部输入。乌龟在中国的神秘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被视作强大而稳定的存在，这一点与印度的宇宙观类似；在印度，人们认为世界在一头大象的背上维持着平衡，而大象则站在一只乌龟的背上，乌龟是稳定的终极保证。

到了公元前1200年之后，晚商开始出现系统性的占卜，尤其是在他们的首都殷墟（亦即殷的废墟，殷是首都的原名）。所谓的“钻”和“凿”出现了，也就是甲骨上钻出的巢槽，它们限制了甲骨上的裂痕形状，事实上也决定了裂痕的走向。甲骨裂开时的“卜”声便是祖先的话音。这就导致了重大问题的出现，此举到底还算不算占卜呢？人们是在努力地想要预测未来，还是通过乞灵于祖先的影响力，企图构建未来？
到晚商时期，占卜至少有三个等级。最显而易见的是王室的占卜，它们由专业的贞人实施，占卜的结果则由这些人所受的训练、知识和个人品行作为担保。王也会在这样的场合出现，给出贞人向祖先提问的问题框架，或是接受贞人从问题和答案中得出的建议。王室依靠的不仅有祖先，还有更强大且包罗万象的天命，天命由天帝来授予或收回，而宇宙中发生的大部分事件背后隐藏的都是天帝的力量。天命一旦被收回，便很难再赢得了。贵族也有属于他们的更低一级的贞人，来了解和掌控家族的运势。而在乡间及殷墟以外的其他中心，同样也有不少王室占卜的非正式版，这些仪式常常会使用未经处理的肩胛骨，也不会刻下问题和回应的答案。所有人都想把握未来，由此一定会产生大量彼此冲突的主张和野心。不是所有家族都能延续，生者与死者都会犯错，或被命运击溃，导致作物荒芜、动物死去或洪水泛滥。
魔法有不少吸引人的地方，其中之一便是它所造就的语言的奇观。黄历就是我最喜欢的魔法之一，它会记录适合特定事件或行动的吉日或凶日，它的简易版至今依旧保存在西方的年历中。按照日、月、年的顺序排列的时间在古代中国并非如今人们眼中的一种可度量的数量，而是一系列不同的性质，各种时间段中有部分对于一些行动而言是吉利的，对另一些而言则不那么吉利。商周及更晚近的时代以极为详尽的吉日和凶日来划分过去、现在和未来。人们尝试着据此来调整他们的行动，同时也遵循祖先的建议。
在己卯日（第16日）占卜，贞人殼问：“会下雨吗？”王预测道：“如果下雨，那应该是在壬日。”在壬午日（第19日）果然下了雨。
在此处，我们可以看到日期和数字组成的复杂系统，以及占卜有时会涉及的琐碎问题。商朝记录时间时将两个系统结合在一起。其中包括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天干，王以此命名，商以十日为周期的纪日也有着同样的名字。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十二地支对天干做出了补充。二者依序组合，从甲子开始，这样由二字组成的数字以60为一循环。以引用的上文为例，第19日是从甲子日（第1日）这个循环开始后的第19天，亦即壬午日。每一天都有它自身的特性，与一套复杂而不断重复的数字循环相关联。数字让人们能够观察、模仿、操纵这个世界的规律，它是中国理解宇宙的基础，在商之后的周代出现的《易经》系统中也可得见。

图4.7 祭祀祖先时用的各类青铜器

在以下这个商代占卜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一些对更重大的事情的询问。
在癸丑日（第50日）占卜，贞人争问：“从今日开始到丁巳日（第54日），我们能对宙方造成伤害吗？”王预测道：“到丁巳日（第54日）我们都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到下一个甲子日（第1日），我们能［对他们］造成伤害。”过了11天，即癸亥日（第60日），我们的战车都未能伤［到他们］；而到了那天晚上至甲子日（第1日）之交的时刻，我们果真［对他们］造成了伤害。
在这两例中，我们都看到贞人（殼与争）提出问题，而王则从早已准备好的骨头上解读出答案。每一次占卜都形成了一扇小小的窗口，让我们瞥见3000年前过去的一瞬，当时的人们体会着、担忧着大大小小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占卜会在怎样的物理环境中进行，不过我们可以想象那是王的宫殿中的一个房间，有着恰如其分的装饰，有一个火盆用来烧灼青铜棒，还有摆放整齐的甲骨，空气中带有紧张的气氛。这一方面是出自贞人，他的职业和生命的存亡都取决于占卜是否能顺利进行；但另一方面，王可能也很紧张，这取决于他要提出的问题的重大。这样的占卜一直持续了几百年，它定期举行，也许在不少时间段中每日都会举行。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甚至连美索不达米亚都没有如此直接而详尽的历史记录，记载如此久远之前的国家事务。
占卜是观察规律的主要途径，它自特定的系统性宇宙模型发展而来。我可以想象，由吉日和凶日组成的无尽循环从过去延伸到未来。解读甲骨卜兆同样也激励了阐释的技巧，在经常受到拜谒的祖先的帮助下，这种阐释技巧的对象从微观的甲骨一直扩展到宏观的宇宙。在准备占卜用甲骨的过程中，在排布日期的数学模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今被称为科学的一面；在王室与神圣的创造力——帝之间的联系中，我们也能找到宗教的元素；而在与祖先的对话以及通过甲骨卜兆辨认有益的未来行动中，浮现的则是魔法。中国架构的科学、宗教和魔法的三重螺旋有着自身的文化特异性，但它同样是人类理解这个世界的物理性质、神学维度和魔法特质的综合体中的一部分。

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能量和信息交换一直延续到了汉朝，并被纳入了官僚系统的掌控之中。尽管人们竭尽全力想要系统地管理这些事务，在此时却出现了复杂的，有时甚至堪称混乱的魔法图景。用甲骨占卜的方式在汉朝逐渐式微，《易经》的占卜则日渐流行。人们改良了吉日和凶日的架构，将它与疾病联系在一起，由此便可能从疾病发作的时间来推测出致病的原因。汉代对干支的这套改良发展成了黄历，至今在中国依然极为流行。占星学也同样能影响宫廷中的政策，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更多方面。命盘此时已为人所知，它能让占卜师将询问者与各种行星和恒星组成的星宿联系在一起。对相貌的解读也是占卜的重要部分：当时的人认为人脸的结构能够显现出人的命运，这一点在狗或马的脸上也适用。遵循这种思路，相面术同样也能用在剑、器皿或工具上。当相面术被应用在大地上时，就成了风水学，能从地形地貌中读到未来。
梦境对于汉代人来说极为重要。死者如果在梦中反复出现，说明他们正纠缠生者，在受到严重烦扰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将已故之人的尸体破坏成齑粉，或用酸溶解。商周时期的人对死者的态度较为亲近，汉代的人与死者之间则转变成更疏远的关系，他们虽然同样尊敬死者，却决意要让死者安分守己。但死者也能提供信息，专家能为生者解读梦境的内容，为此也有专门的书籍可供查阅。举例来说，梦到太阳可能预示着被统治者接见。未来并非完全注定，但人们可以从事件和各种上天的征兆中解读大势，从而做好准备，迅速采取合适的行动。宇宙是活跃而有灵的，它会向生者送出信息，其中最为剧烈的只有皇帝才能解读；彗星出现、落下鲜血般的红雨，或是鸟兽的行为反常，都是重要的信息，可能都与国家的事务有关，需要人们正确解读。反过来说，统治者的力量也能扰乱宇宙。如果他们的统治过于严苛，或皇室内部出现不和，又或是他们允许奸臣影响他们的决策，便会激起一系列涟漪般的影响，因为这些事都扰乱了宇宙的和谐。
魔法的每一个领域都各有其专家：向死者供奉祭品的人、能与灵交谈的方士、谶纬家以及替皇帝相马的人。某些地区因为他们的魔法师而知名。在东南方的越国曾派巫祝到汉朝宫廷，这些巫祝能够陷入恍惚状态，或是在狂醉的舞蹈中召唤死者。曾有名为栾大的方士自中国胶东，皇帝（汉武帝）为他的魔法专业技术而赐官授印，并赐予他两千户食邑，据说他家乡的人因此开始学他挥舞手臂的样子，声称自己能与仙人交谈，还能长生不老。

占星学最晚在西周时便已出现，在汉朝成形，当时的人开始更为系统地观测天空。占星学与五行理论、各种颜色和动物相关。（见表4.2）通过出生时的生辰八字，能测算出人的生命轨迹及其性格特征。个人的性格源于其与行星和恒星组成的星宿之间的联系，也源于主宰行星的相应元素，同样源于特定的色彩和动物。十二生肖体系在汉代成形，在这套理论中，每一年与一种动物产生联系；十二生肖还预示了一个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其中同时包括世俗成就和事关生存的部分。个体的人是从大地到天空的无数联系中的一个节点，因此这让人的发展有了确定的趋势和倾向。

表4.2 中国占星学中行星、五行、颜色和动物之间联系的简表

在过去，中国的宇宙是多因子复合的，如今也依然如此，它的基础是人体与下方的大地、上方的天空所组成的自然之间的联系。天空不是一个超越于地球的领域，而是被世界包含在内，也是这个世界能量的一部分。在古代中东和欧洲，研究占星学就是研究凌驾在人类之上的力量，在这些理论中，天体影响人类，而人类对这种影响力无法抗拒。中国的情况却与之相反，在中国，行星与大地上的五行、色彩和动物（包括真实存在的和想象的动物）之间是能交互影响的。能量在宇宙的所有这些方方面面之间流动，没有一个先于其他任何方面的总体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