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的服装让他们进入转化状态。斗篷是由同一只动物的整张皮制成的，例如鹿皮或熊皮。熊是所有动物中最强大的，它被认为能开口说话，还能容纳人类的灵魂。从多年前的入门仪式开始，萨满的人类灵魂会被毁去，而后重新拼在一起，就像骨架上的骨头重新整理后排列成另一种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动物的灵魂会深藏在这个萨满人类的身体里。由此人与动物就被结合在一起。萨满的长袍有时会被剪裁成鸟的形状，并饰有羽毛和尾巴。头饰、手套和鞋则用来召唤其他动物：萨满可能会头顶鹿角，戴上熊掌制成的手套，穿上羽毛鞋子。长袍上会挂有鸟兽形象的小金属牌，当萨满跺脚、咏唱时，它们便会叮当作响。男性萨满的长袍有时会特地制成类似女性服装的样式，从而淡化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将二者融合在一起。萨满穿上这身行头便失去了自我，与诸多动物、植物及人类的各种特征结合在一起，也融合了它们的各种行为与力量。（见图5.1）

图5.1 已知最早的西伯利亚萨满画像，荷兰探险家尼古拉斯·维特森所绘，他曾于1692年在萨摩耶族和通古斯人之间旅行。他将此画命名为《恶魔的祭司》，并给这个萨满画上了爪形的脚，从而吻合这张画的名字中的描述

在讲述这样的灵魂之旅时，人们可能会将一根杆子或树带入撮罗子中，用来象征攀登至天国的过程，又或是让烟雾向上升腾穿过帐篷，来帮助人们想象向上的运动。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这样的旅程都是垂直的。但也有一些旅程沿着西伯利亚的大河进行，比如至今依然有原住民生活的叶尼塞河，它们总体来说是自南向北流淌的，给萨满提供了重要的基本方位。这样的寻找之旅能让他们往南或往北去，就像他们升上天空或沉入地下。南与北的地形中包括了社群知道的各种神灵，这些神灵或是能从南边释放出迁徙的候鸟；或是潜伏在叶尼塞河北部河口冰封的水面下，准备着将人类、鸟类和动物拖入深渊。在有的社群中，人们会在帐篷外放置各类人偶和动物之灵的雕像，从而提供额外的帮助。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在这样的仪式中，土地之灵和人类死者的灵魂都会靠近过来。萨满的最重要特征是，他们的灵魂（或他们的诸多灵魂之一）能离开身体，前往人类世界以外的地方旅行，要么进入天空世界，要么进入地下世界。萨满的行为可能会带来精神上的危险，他们可能会发疯，也可能会死亡，事实上，萨满所需的力量可能会吸干他们近亲的生命力。而当萨满死亡之时，人们会将他们的鼓和长袍挂在远离人类住处的树上，这是在撤回当初将重要动物的骨头挂在树上的仪式，从而帮助这些动物返回活物体内。（在20世纪，俄罗斯帝国努力根除萨满信仰及其对原住民群体的影响，因此如今的萨满实践是从较低的基础上复兴的。在西伯利亚东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博物馆中有一个房间，里边都是一个多世纪前搜集的各类萨满服饰，如今它们被穿在现代模特身上，看起来就像是某种萨满教的坟墓。）
我在此处记录的不只是单一的事件，涉及的甚至也不只是某一个社群。它是一般化的概览，结合了俄罗斯若干民族的记录，例如凯特人（他们居住在叶尼塞河中游，如今人口不到1000）或鄂温克族人，后者是一支操通古斯语的群体，在叶尼塞河东岸到最东边的黑龙江之间这一片广袤土地上稀疏地分散居住。凯特人的信仰有三重要素，最核心的是个别的氏族和守护家庭的灵体；其次是那些与更广阔的部落土地和部落福祉相关的灵体；最后一重信仰则涉及萨满和英雄式的萨满行为。“萨满”这个词来自鄂温克语，后者本身是通古斯语系的一支。它们将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上——shamán。

图5.2 欧亚大草原地图，灰色部分即为中央的草原地带，上有文中提到的主要地点

正如我们将在本章中所见，欧亚大草原的历史是在魔法中构建的；欧亚大草原上的魔法又被历史所塑造。欧亚大草原由一个横跨西伯利亚东部和欧洲的生态地带构成——南部的草原往北逐渐变为森林，而后再变为北部的苔原。我们在此将集中关注欧亚大草原上的草原地带，因为近年来这里涌现出不少新的长期史料记录。我们将看到的是从匈牙利到西伯利亚东部的广阔草原带。（相关地形特征和遗址位置见图5.2）这片地区中的大部分落在如今的俄罗斯，但在南部，同样也有部分落在所谓的“斯坦国”和蒙古国境内。有三条西伯利亚大河向北流淌：西伯利亚西部的鄂毕河，西伯利亚中部的叶尼塞河和东部的勒拿河。西伯利亚南部、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东部则是复杂的山系，例如阿尔泰山脉、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脉，更西边是伊朗高原，然后是里海远侧的高加索山脉，它将俄罗斯与中东隔开。这些山脉的北部通常是沙漠，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卡拉库姆沙漠和克孜勒库姆沙漠（它们名字的意思分别为黑色沙漠和红色沙漠）。在这些广袤且极具挑战性的环境中，近年来出现了大量新的考古学证据，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过去的图景，它甚至能追溯到早期的农业群体，哪怕是几年前，想要写出与它相关的历史还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魔法正是这种对过去的全新认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约3500年前的青铜时代晚期，马背上的游牧民社会出现了，他们能跨越极长的距离移动，在欧亚大草原上大片的开放土地间组织行动。这样的群落最终且最广为人知的后裔，正是蒙古人。定居的人群更常固守在相对较小片的土地区域上，与之不同的是，骑马的牧民则需要在更大片的空间筹备起来，他们知道哪片地区最适合让大群的骏马和它们的人类伙伴过冬，然后扩张，进入春夏的牧场，等到了秋天，他们又会收缩，去有充足饲料和良好庇护所的地区。像这样复杂的组织活动，都是通过仪式和魔法来实现的。大量马群最早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出现，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新的纪念建筑随之出现，它们最初出现于蒙古高原，在该地被称为赫列克苏尔，而后出现在西伯利亚东部，在这种建筑中，人类遗骨和马匹以及其他供品被埋葬在一起。像这样的纪念建筑由大型社群建造，这让许多人联合在一起。最大型的建筑包含多达1000匹马，它们并非一次被宰杀完毕，而是随着人们在许多年间一次次地回到这个地点逐渐累积起来的，人们回来的目的可能是举行一些仪式、祭典和各种社交活动。这些纪念建筑在广阔的草原上形成了可见的固定地标，因此人类能用它们来给自己的世界描画地图，而与此同时，这些地标也留在社群的记忆之中，因为生与死的重要事件都在这些地点发生。

从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些古老的人类种群生活在欧亚大草原东部。我们的故事始于约公元前3500年，那时人们从西向东穿过欧亚大草原迁徙（见图5.2），但也有可能，这些人口中有部分是在中国逐渐发展的新石器时代族群向南方输入的（见表5.1）。这创造出了更丰富也更具有联系的人类景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万物有灵论。

表5.1 欧亚大草原上的部分主要文化、相关年代和发展过程。注意一些文化的数据上有重叠的部分，这是因为它们跨越了好几块地域，也是因为年代无法确定。关于魔法史的重要事件，可见表5.2

我们可以将欧亚大草原的历史视作万物有灵论的历史，万物有灵论其实不是一种统一的观点，而是诸多不同观点的集合，是人们以各种不断变化的方式来探索人类与土地、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关系时发展起来的。假如使用得当，万物有灵论是个非常有用的词。尽管它是个概括词（就像“宗教”或“科学”），但只有将它放入特定的文化语境或历史环境中，我们才能理解它（宗教或科学也是如此）。万物有灵论并不原始，不管这指的是逻辑上的原始，还是说信仰它的人处于尚不发达的社会中（无论“不发达”是什么意思）。最好不要将万物有灵论视作一种内在的东西、一种信仰的状态，不如说它是行动的模式，能创造出各种族之间的联系。人们在构想这类联系时，可能会认为所有的一切，无论生命或非生命，都可视作人类。有不少群体确实相信所有事物都是人类，并因此具备人格，即使它们外观看来像是岩石、貘或太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或友善、或漠视、或敌对：如第一章所说，某些西伯利亚的猎手将狩猎活动视作猎手与猎物之间的性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让猎物献身给猎手。北美的欧及布威族的语言会区分出有灵的名词和没有灵的名词，对他们来说，岩石属于有灵的类别，能自行移动，遵循某种岩石的目的行事。
不少文化都持万物有灵论，让人类这一存在的概念本身变得更为宽泛。就像其他任何词语一样，“万物有灵论”这个词也需要限制条件，使之具体化。说一个群体是万物有灵论者只是描述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我们将遇到许多能被描述为万物有灵论者的人群，从冰河时代的猎手，到生活在亚马孙雨林中的人，再到西方世界反对机械论宇宙观的异教徒，他们都是万物有灵论者，但又有各自不同的方式。

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间的奥库涅夫文化（Okunev，有时被拼写为Okunevo）中，出现了一种极为引人注目的艺术形式，该文化位于米努辛斯克盆地和西伯利亚南部的毗邻地区，与贝加尔湖地区也有关联。奥库涅夫文化时期的考古学遗存显示，当时的人采用的是狩猎与捕鱼结合的生活方式，驯养绵羊、山羊和牛（但马不多）；这些遗址还出土了有装饰的陶器和青铜及黄铜质的小件物品，例如叶形小刀和鱼钩。奥库涅夫文化的社群会将死者装在长方形的石板小棺材中埋葬，并在棺材周围码上一圈低矮的石栏。考古学家发现，奥库涅夫文化的艺术作品雕刻在岩石表面和石板墓的内壁上，涂以红色和黑色，同样也会雕刻在立石上，可能以此来标记出一些欧亚大草原上对于这些半游牧民族来说重要的地方。目前为止，他们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这些雕刻的立石，如今可以在米努辛斯克和阿巴坎的博物馆中见到它们；这些博物馆里的石头看上去像是俘虏，从辽阔的欧亚大草原上被人转移至此，与世隔绝。

图5.3 立石，属于奥库涅夫文化，从哈卡斯共和国的安查诺夫遗址中复原。它描绘了一个类人的形象，头部有光线环绕；蛇状的触须和圆形纹样装饰着身体。在这个人像左肩旁还有一张更小点的脸（它也是奥库涅夫文化的典型纹样）

图5.4 另一个奥库涅夫文化时期的更复杂的石刻，出土于哈卡斯共和国的贝约湖。在这里，雕刻进入了三维的层面。中心的人像头戴复杂的头饰，这头饰上包含了更抽象的人脸元素；雕像的腹部又变成了一个食肉动物的脑袋，这个食肉动物占据了这块石头的下半部分。雕像侧面的同心圆纹饰有着4组延伸投射的小线条，这种主题在奥库涅夫艺术的资料库中十分常见，在一些当代坟墓的布局设计中也可以看到类似主题。虽然此处图上没有描画出来，不过这块石头上还覆盖着不少圆形的凹坑，或是茶杯状的记号。它们都是原本的雕刻已经完成后，才在之后人们不断造访、重新使用这座雕像的漫长历史中被刻印上去的

尽管很难做到，但我们仍可以试着设身处地想象欧亚大草原青铜时代后期的人们所面对的世界。夏季和冬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在更温暖的月份里的绝大部分时间，人们很可能都骑在马鞍上，驰骋于极为广阔的草原，跟随绵羊和山羊，偶尔与其他人类群体相遇，另外也会在立石和纪念建筑前驻足，它们都是圣地的元素，各有各的危险和潜在价值。冬季的积雪和严寒则可能让人寸步难行，于是人们就更长久地留在遮盖得比较严实的营地中。了解欧亚大草原并找到正确的道路是很有挑战性的，我们要感知的不只是空间，更需要把那些具有生气、有灵体居住的空间放在心上，那些地点可能自青铜时代就已存在。人们开始以新的方式标记空间，其中最显著的是一些纪念建筑，它们的目的是与死者产生关联，同时探索人类和马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时代里，新的移动方式让人类群体之间的联系变得更频繁，思想、手工艺品、人类和动物也随之流动。结盟与征战创造出彼此依赖的景观和危险因素，在这其中死者与生者似乎融合为一体。

图5.5 乌特·布拉根赫列克苏尔遗址的照片和平面图。照片上显示的是中心土堆、围栏和一些环绕的卫星堆

从大约公元前1500年开始，在蒙古高原的西部和中部涌现出一种全新的纪念建筑群，它的中心是一个土堆，围以圆形或长方形的石栏，在石栏外还有不少小型的土堆。它们被称为赫列克苏尔。在蒙古高原中北部的呼尼河谷出土的乌特·布拉根遗址，是最大型的赫列克苏尔遗址之一。（见图5.5）单排的石墙围起一片正方形的土地，形成了它的中央广场，石墙每一边接近400米长，四角各有一个土堆；在这个赫列克苏尔的正中，则是一座5米高的中心土堆。从各方面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集中在它的东侧和南侧的1700个卫星堆；建造它们的过程可能自中心土堆建成后又延续了好几百年。到目前为止，人们只发掘出了7座卫星堆，每一座之中都出土了马的头部和颈椎上半部分的残骸，但没有发现人造手工物品。这些卫星堆还有一些其他特点，例如横卧的大石块排列在一起，可能被用作小径。另有所谓的石板墓，部分墓中埋葬着人类和动物骨骸的混合物，部分墓中只埋葬了动物，还有部分里面什么都没有。很可能单凭一个部落自身的力量无法建造大型赫列克苏尔，而是需要集合许多部落的劳动力。在赫列克苏尔的帮助下，这个更大的群体获得了认同并发展壮大：在建造纪念建筑的过程中，这个更大的群体创造了自身。

从略晚一些，约公元前1200年之后的遗址中，我们发现了带有装饰的石头，它们被称为鹿石。（见图5.6）这种带有雕刻的石头竖立起来可达2.5米高，最顶上的部分刻有圆形的符号，代表耳环。在此之下是艺术化的鹿，有时可能会雕刻一个个与石头成一定角度的鸟形的喙，鹿角则向后伸出，鹿腿常常会在身下蜷起。它的身上有一条线，可能代表的是用来悬挂斧头、匕首、刀、剑与战斗镐的带子。这些鹿的图案可能是在表现有文身的人体，当时的人身上可能就覆盖着鹿纹。人类与鹿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很明显的，但正如我们最初在奥库涅夫文化中看到的那样，人与石之间的关系也同样紧密。很显然，鹿石呈现了从大约公元前800年开始在斯基泰人中极为繁荣的所谓动物艺术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马匹的数量以及通过建造赫列克苏尔来定位时间与空间的做法，都表明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马背上生活的牧民便已在欧亚大草原上出现。公元前1000年前后出现的新式马具，例如能让人更好地控制马的运动的可旋转式马嚼等，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城市居民总是与邻居靠得很近，游牧民族的生活则与之相反，同时具备在与不在的两种特征，因此更大的社群聚集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就至关重要。

图5.6 蒙古国呼尼河谷的贾加兰汀—安遗址群的23座鹿石之一。虽然乍看之下可能不明显，但这些石头表现的是人像。它们通常没有脸，是通过身上的一系列装饰和附属的手工艺品而获得身份的。鹿石上部的圆圈表现的是耳环，耳环下是串珠项链，底部则是有花纹的腰带。在腰带的上部和下部会放置各种手工艺品，看上去就像是挂在腰带上，或是被这雕像看不见的手拿着——具体物品可见上图右方框中所绘。石头表面的其他部位布满艺术化的鹿，鹿石也因此而得名。对这种花纹的解释各式各样，有人认为是装饰性的服装，有人认为是文身，也有人（更神秘地）认为它象征了个体的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赫列克苏尔的存在让人们得以规划并实行定期的迁移，也让人们得以安排意义重大的诞生与死亡。赫列克苏尔可能是沿着大地上的固定路线建造的，它们标记出了欧亚大草原旅行的交通要道。赫列克苏尔有着复杂的历史，它们的建造历时弥久，社群还会一次次地返回此地，建造越来越多的卫星堆，献上更多的马匹作为祭品。卫星堆和其中埋藏物累积的时间跨越了数个世纪，它们映照出了整个社群的历史。

阿尔赞2号的主墓没有被盗，我们由此能推测出，不少像这样的坟墓中可能会有多少随葬品，被盗的数量又有多少。主墓（见图5.7下部的5号墓，同样也可见图5.8）位于一个土堆下的长方形坑中，安放着木造的内外椁。内椁的墙壁和地板上有毛毡制品。分析木椁采用的落叶松木材后可知，这些树被砍伐时，树龄约为90—120岁，砍伐的时间则在秋天或冬天。这间木室的中央有一具约40—50岁的男性尸骨，另有一名女性，比前者年轻约15岁。两人不太可能同时因为自然原因而死亡，因此可能其中之一是被故意杀死殉葬的。
这两名男性与女性的身上覆盖着金饰，整个墓葬中出土的金器共计约5600件（其大致形象可见图5.9复原图）。从上往下看，这名男子戴着一顶高帽，帽顶上有金箔制的鹿，帽子底部则是金马。此外还出土了一枚金别针，它的顶部是一只绵羊，但不太清楚这个物件原本摆在何处。他的脖子上戴着一只金项圈，项圈正面的长方形区域中刻着许多肉食动物，剩下的部分则是呈螺旋状环绕的各种动物，包括野猪、骆驼、鹿、猫科猛兽、山羊和马。在这名男子的披肩外侧，缝有约2600片被浇铸成薄片的金豹贴花。这些手工打造的工艺品数量巨大，光凭它们彼此的绝对一致，就足以令人印象深刻。这名男子有一条小鞭子，鞭子的木柄上也贴着金。他的腰带有着金质配件和覆盖物，上面挂有一把铁匕首，匕首柄上以金镶嵌着动物和螺旋状花纹的装饰，腰带上还挂了两把嵌金的环首铁弯刀。在这座墓室的墙上挂着（但也可能是挂在腰带上的）一把尖头铁战斧，上面以金镶嵌螺旋纹饰。边上是一个所谓的格利托斯（gorytos），亦即箭箙，上有金质鱼鳞状装饰，箭袋中有铁箭，箭头上镶嵌有鸟及其他生物形状的金饰。弓上系着奢侈的金鹿角，还有嵌金火焰纹饰。在这一切中最惊人的，则是他裤子上缝着的几千粒小金珠，它们给人以一种好像他的裤子是纯金制作的印象。最后的一点也同样重要，他的鞋子上同样覆盖着金珠。在这两具尸体不远处，有两面青铜镜，它们的皮带上也覆盖着金子。光只是记录下这些金器就已极为复杂。发掘了阿尔赞2号的俄罗斯—德国联合考古队曾留下记载，说他们首次打开墓室时惊叹得倒吸一口气。

在考古学上，我们一般很难完整地了解古代人类现实而多样的生活，这些信息是由人的遗体、纺织物、皮制品和木制品等向我们透露的。但在巴泽雷克，我们能够看到，人类以地层般的交叠图像透露出他们的世界的细节。其中最个人的层面是皮肤，皮肤就像是画布，他们在皮肤上文出各种强大的动物。文身或许曾经是一种活跃的媒介，能将一个物种的力量转给另一种，让皮肤上绘有肉食动物、鹿、马或鸟的人类感受到动物的力量抵达他们内心深处。就欧亚大草原上的人类群体而言，他们的不少文身展现了虎豹噬鹿的景象，这是一种通过死亡获得重生的画面，当人类的尸体摆放在墓中时尤其能引起共鸣。（见图5.10）尽管我们不能确定，但文身可能是在某个人生命的各个时期被分别添加到身体上的，从而标记下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时刻和人们逐渐衰老，一步步向死亡接近之时状态的改变。某些文身上的点构成的线或许代表着某种医疗手段，这可能与针灸有关，或许暗示着能量在身体中流动的理论。某些物种被应用在身体的特定部位：鱼与深处有关，常常被文在腿上；老鹰则出现在帽子上；另有一种幻想中的有蹄野兽常常被文在肩部和背部，这种动物的角的顶端是鸟的头部。如此一来，单独一个人便能包罗万象。

图5.10 虎豹搏驼鹿场景。发现于巴泽雷克5号墓葬堆的一具女性尸体右臂上的文身

最奇妙的头饰之一出自巴泽雷克2号墓葬堆，它的年代就在公元前300年前不久。（见图5.11）这是一个毛毡兜帽（以红茜草染制），上方架有弧形的木雕，附以皮质连接物。它的顶上是一只老鹰的头部，双眼突出，鹰嘴大张，口中叼着一只鹿的头部。这只鹿有着皮制的角，老鹰则有皮制的鬃毛。在这只主鹰脖子的两侧，又各有一只老鹰，分别抓着一只雁。这两侧的老鹰身体以浅浮雕刻成，另行嵌上去的头部则是立体的，当这个头部从扁平的表面上凸起时，它看起来就像来自另一个维度空间。也许，当时的人把平面视为不同维度空间之间的联结点，比如人类的皮肤或绘有岩画的岩石表面，因此三维立体的头部从平面中凸起，便能视为生物穿梭于不同的维度空间。在这个木雕顶饰两边的底部，还各有一只鹰（也可能是狮鹫兽）叼着一只鹿，它们的身体都是厚皮制成，头部则是木质的，并用皮革精雕细刻出角、双腿和翅膀。这件头饰的右侧受损，这可能是遭到当时战场上所用的尖头战斧砍击所致。
巴泽雷克2号墓出土的头饰，是西伯利亚南部坟墓出土头饰中的精美范例。这样的男性和女性头饰不可能用于日常穿戴，尤其是在骑马时更无法佩戴。只有在仪式性的表演，或是战争中——战争本身也可能有仪式性的一面——才可能需要用上这些特别具有灵之力的服装。动物和鸟彼此相抗，鸟类常常是具有攻击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元素，有时它们会以狮鹫兽的外形出现，这种生物混合了大型猫科动物和鸟的属性；或许这意味着天空中的灵比地面上的更强大。但天空中的生物与地面上的生物之间的边界并不固定，因此其中一种可以转化为另一种，或是同时具备二者的属性。当然，我们与这件器物相隔的年代如此久远，无法确切地知道它们要唤起的究竟是什么。同样明显的是，这不是我们如今的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物种之间无法彼此混淆的世界。转化魔法发生的过程是不能用生物学定律理解的。同样，对我们而言，死者就是死者，我们的世界也不会接触到能有东西从中浮现的其他维度空间。但在古代欧亚大草原的世界里，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图5.11 巴泽雷克2号墓出土的头饰上的木雕（上），展现了一只鹰嘴里叼着鹿头，下面连接着一顶毛毡帽（下），帽子两边有猛禽搏鹿的皮质贴花

斯基泰人的坟墓中涌现出了丰富多样的关系。要成为强大的人，不能只在人类世界中行动；与其他物种之间也不能只有经济上的关系，不能让后者的价值只作为饮食之物存在，或仅用于交换。人类的力量是更广阔的宇宙力量的一部分，而后者广布于万事万物之中：在组成了库尔干的岩石、泥土和草皮里，在与马匹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在天空的各个不同领域里，在大地和地下的世界中。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可能都有灵魂，甚至也可能被视作各种形式的人类，我们在更近一些时期的万物有灵论信仰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大家都具备能量、精神和强大的力量，这就使得各个物种彼此尊重，认同对方是自己的亲族，并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用各种手段改变自己的地位。阿尔赞2号墓和巴泽雷克墓葬堆中的随葬品具有的魔法之力，让如今的我们着迷，为之目眩神迷。而金别针、胸饰、匕首上的镶嵌装饰（见图5.12）和来自更古老的魔法世界的动物保存至今，与如今的我们涉及这个世界如何构成、事物之间如何联系的常识产生碰撞。斯基泰人的世界观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在后续的艺术和信仰体系中都有回响。

图5.12 嵌金的铁匕首，刃上有动物和抽象图案，握柄的上端和下端也刻有相对的猛兽——出土于阿尔赞2号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