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术馆遇见爱因斯坦:艺术与科学的20次碰撞》
【英】伊恩·布拉奇福德;【英】蒂莉·布莱思
▷序言:https://shimo.im/docs/913JMgQb7xiZeaAE/
纵观历史,艺术家和科学家一样,都被好奇心和探索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渴望所驱动。他们一直想要理解他们的周遭所见和内心所感,为此,他们会观察、记录和改造。有时他们会密切合作,从彼此的实践中汲取灵感。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带着不同的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想象世界、与世界互动——这些视角或许是互补的,但由于彼此受到不同的主客观因素影响,又充满了冲突甚至是分歧。
本书思考了从18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的两个半世纪里,这种关系是如何演化和自我表达的。本书探究了科学和技术的独创性如何被融入艺术表达之中,以及创造性的实践如何反过来又刺激了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当艺术家借鉴科学时,他们都做了哪些事情?他们是局限于隐喻和类比,和科学仅有着松散的联系,还是也能为科学家提供可研究的想法和主题?科学家是否会接受这些建议?是否能有效地利用艺术手法来帮助自己理解世界?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合作可能有时略显隐晦,但也可能是强有力的。
——「序言」
#IMAGINAIRE
博物学的各个分支都涉及标本的收集、交换和命名。识别一种新植物需要获取样本,为其命名,并将发现传达给其他研究人员。一切从样本开始。要将植物干燥处理并压在纸片之间,制成所谓的腊叶标本(herbarium sheet)。这些实物记录已经成为植物学的核心——尤其是那些被赋予“模式标本”地位的记录,即用于定义一个植物物种的单独标本。如今,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和邱园(Kew Gardens)、巴黎的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和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隶属于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都收藏了大量腊叶标本,涵盖了目前世界上已确认的许多植物物种。
样本之后就是命名。到19世纪初,许多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都采用了瑞典博物学家林奈提出的分类体系,也就是用两个拉丁词为一个物种命名。其中第一个词定义了标本所在的属(genus),第二个词定义了亚属或种。例如,欧洲赤松名为Pinus sylvestris(Pinus指“松属”),草甸毛茛是Ranunculus acris。每种植物的拉丁文名称都会写在相应的腊叶标本下方。
任何对植物学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制作腊叶标本。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是一名推广使用消毒方法的外科医生,也是一位狂热的博物学家。他不仅对植物的药用潜力感兴趣,还热衷于植物本身及其文化和美学意义。李斯特在1883年的东欧之旅中收集了许多样本,然后制成腊叶标本册,并手写标注了每种植物的拉丁文名称。制作这些腊叶标本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李斯特的妻子阿格尼丝(Agnes)完成的,她与李斯特一起收集样本、处理样本并书写标签。阿格尼丝还协助丈夫的医疗工作,为他的出版物绘制解剖图,并在他进行消毒剂实验时担任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