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术馆遇见爱因斯坦:艺术与科学的20次碰撞》
【英】伊恩·布拉奇福德;【英】蒂莉·布莱思
▷序言:https://shimo.im/docs/913JMgQb7xiZeaAE/
纵观历史,艺术家和科学家一样,都被好奇心和探索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渴望所驱动。他们一直想要理解他们的周遭所见和内心所感,为此,他们会观察、记录和改造。有时他们会密切合作,从彼此的实践中汲取灵感。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带着不同的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想象世界、与世界互动——这些视角或许是互补的,但由于彼此受到不同的主客观因素影响,又充满了冲突甚至是分歧。
本书思考了从18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的两个半世纪里,这种关系是如何演化和自我表达的。本书探究了科学和技术的独创性如何被融入艺术表达之中,以及创造性的实践如何反过来又刺激了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当艺术家借鉴科学时,他们都做了哪些事情?他们是局限于隐喻和类比,和科学仅有着松散的联系,还是也能为科学家提供可研究的想法和主题?科学家是否会接受这些建议?是否能有效地利用艺术手法来帮助自己理解世界?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合作可能有时略显隐晦,但也可能是强有力的。
——「序言」
#IMAGINAIRE
工业劳动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工厂机器设定的专制节奏。无论冬夏,无论晴雨,无论昼夜,告诉工人何时工作、何时休息的不是季节,也不是一天中时间的变化,而是工厂的时钟。机械化彻底改变了工作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在劳里的画作中,工厂的时钟始终存在;在《上班,从工厂回家》(Going to Work, Coming Home From the Mill)和《清晨》(Early Morning)中,时钟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独裁者,俯视着匆忙熙攘的人群。
查尔斯·狄更斯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出版于1854年,是最直接反映工业时代的小说之一,令人印象深刻。狄更斯对故事发生地焦煤镇的描写是“机器林立、烟囱高耸,无休止的烟雾像巨蟒一样从其中喷吐出来”——几乎可以直接对应到劳里的画作。镇上的工人们日复一日地单调劳作,被工厂老板博德比先生视为没有能动性和感觉的机器。在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72年创作的乌托邦小说《埃里汪》(Erewhon)中,机器因对人类构成威胁而被禁止,所有机械进步都被叫停。在埃里汪镇有一座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工业时代的遗物:装满破烂机器的箱子,“蒸汽机的残片,全部破损生锈……一个汽缸和活塞,一只破损的飞轮,以及曲柄的一部分”。
《工程师》(The Engineer)是英国最重要的技术期刊之一,报道制造和产业的发展。1921年,期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埃里汪》。这篇文章并没有把工业化完全视为“灾难”,因为这种观点在当时已经不再流行了。相反,它关注的是“科学”管理技术的兴起,作者认为这些技术损害了工人的健康,让他们身心迟钝——变得像巴特勒小说中的机器一样。
这种管理方法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其主要倡导者之一是机械工程师弗雷德里克·W. 泰勒(Frederick W. Taylor),他认为通过科学地安排工业流程,可以提高工业生产效率。例如,泰勒将每项工作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并用秒表为每项工作计时,然后按照最有效的顺序重新排列。与此同时,工程师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和莉莲·吉尔布雷斯(Frank and Lillian Gilbreth)经常通过摄影来研究某项工作所涉及的动作,并思考如何减少动作的数量。“工时与动作研究”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