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术馆遇见爱因斯坦：艺术与科学的20次碰撞》
【英】伊恩·布拉奇福德；【英】蒂莉·布莱思
▷序言：https://shimo.im/docs/913JMgQb7xiZeaAE/
纵观历史，艺术家和科学家一样，都被好奇心和探索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渴望所驱动。他们一直想要理解他们的周遭所见和内心所感，为此，他们会观察、记录和改造。有时他们会密切合作，从彼此的实践中汲取灵感。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带着不同的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想象世界、与世界互动——这些视角或许是互补的，但由于彼此受到不同的主客观因素影响，又充满了冲突甚至是分歧。
本书思考了从18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的两个半世纪里，这种关系是如何演化和自我表达的。本书探究了科学和技术的独创性如何被融入艺术表达之中，以及创造性的实践如何反过来又刺激了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当艺术家借鉴科学时，他们都做了哪些事情？他们是局限于隐喻和类比，和科学仅有着松散的联系，还是也能为科学家提供可研究的想法和主题？科学家是否会接受这些建议？是否能有效地利用艺术手法来帮助自己理解世界？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合作可能有时略显隐晦，但也可能是强有力的。
——「序言」
#IMAGINAIRE
【热情代时 1850-1940】
新的观察工具和观察技术带来了新形式的真相，揭示了先前不可见的现象。这一时期有着令人兴奋的新消费品和令人振奋的社会变革。但这些设备也拉开了观察者与观察行为之间的距离。它们似乎捕捉了时间，使人们开始重新关注人的效率，并引发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迷恋和排斥。
「第十三章 知识的形式｜作为缪斯的数学模型」
对体积和质量、万有引力定律以及我们脚下的地球轮廓的意识和理解……这些无疑是生命的本质，是为我们的体验赋予生命的原则和定律，并塑造了一种载体，让我们可以将情感投射到一切存在之上。
——芭芭拉·赫普沃斯，1937年
19世纪中叶，某些数学领域的教学，特别是非欧几里得几何（它使几何超越了“平面”模型，转向球面或曲面世界的应用），经常使用木头、黄铜和细线制作模型，作为视觉辅助的教具。这些物体能比二维图像更有效地传达复杂的三维表面形状。不过，除了作为教育工具，它们本身也具有美学的吸引力。在20世纪，它们逐渐被视为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灵感源泉，并象征着艺术对社会的功能性价值。芭芭拉·赫普沃斯（Barbara Hepworth）和亨利·摩尔（Henry Moore）等雕塑家在这些模型中找到了创作三维作品的灵感。
20世纪20年代初，还是一名艺术学生的亨利·摩尔热衷于参观伦敦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简称V&A）和国家美术馆，还有地质博物馆（他在那里观察了矿物的形状）和科学博物馆，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泰奥多尔·奥利维耶的模型。1968年，摩尔回忆道：“毫无疑问，科学博物馆是我创作细线作品的源泉……我被数学模型深深吸引了。”他解释说：“让我感到兴奋的不是对这些模型的科学研究，而是能够像看鸟笼一样透过细线看到一个形状中还有另一个形状。”20世纪30年代末，他绘制了这些模型的草图，并制作了少量木制细线雕塑，后来将其铸成青铜。
在当时的艺术家中，并非只有摩尔在博物馆藏品中找到了灵感。1936年，伦敦交通委员会发布了两张由爱德华·亚历山大·沃兹沃斯（Edward Alexander Wadsworth）设计的海报，用来宣传南肯辛顿的博物馆——这一委托很好地体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商业和市政机构都热衷于使用现代艺术家的作品。在创作这两张海报的过程中，沃兹沃斯借鉴了科学博物馆藏品的形式。海报用醒目的颜色印刷，一张展示了19世纪晚期的立方体表面模型（代表包含立方变量的数学公式），另一张则是1843年的船用螺旋桨。
与加博不同，摩尔和赫普沃斯在对数学图形和金属材料感兴趣的同时，也对自然形态和天然材料保有兴趣。他们还关注科学领域的新发现，尤其是通过他们的朋友约翰·德斯蒙德·贝纳尔：杰出的晶体学家、共产主义支持者，热情倡导科学作为社会积极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正如他在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
亨利·摩尔在对照科学博物馆展出的数学模型绘制了草图后，受到启发，将细线融入他的雕塑作品中。（如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