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画院待诏，周文矩经常被后主李煜指派创作一些画作，来记录重要的事件和宫中景象，用以弘扬政绩或满足闲情逸致。《宣和画谱》有过记载，“升元中煜命文矩画《南庄图》，览之叹其精备”。在唐代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太宗令阎立本绘《步辇图》《秦府十八学士图》，玄宗令陈闳绘《玄宗马射图》，等等。笔者推测，选取兄弟四人围坐对弈这个场面或是李璟授意周文矩所作，抑或是李璟只是让周文矩画一幅可以传达出“让权”之意的画作，而周文矩选择了对弈的题材。
可以想象一下，兄弟四人中，景遂、景达手握高权，景逷年龄尚小，同朝议政的机会不会太多。例如景遂曾经长期留守东都扬州，后来宋齐丘之党失势后，景遂请求归藩，再次离开江宁。再如中主在位期间与后周的多次交战中，景达作为指挥官多次赴前线领兵征战。即使四兄弟同时上朝议政，这样的场景也会带有明显的君臣关系和服饰上的差别，不能很好地体现轮流执政之意。而对弈题材中的四兄弟平起平坐，体现了一团和气之氛围。此外，周文矩也曾创作过会棋题材的画作，《明皇会棋图》就传为其所画。
围棋的文化讲究礼数，其价值理念追求公平、平等、均衡，强调把握全局、攻守平衡、降低风险等。这与中华民族追求中庸、中和的理念一致。弈者可以在对弈中砥砺性格、涵养性情、培养沉稳风格。围棋在唐代宫廷内部十分盛行，唐太宗作为一个征战南北的君王，对围棋颇有会解，认为围棋可以培养治国平天下的谋略，又可以怡情洗涤尘俗之气。中唐之后，士大夫阶层中已鲜有不下围棋之人，王维、白居易、岑参、杜甫、刘禹锡等文豪皆爱围棋，杜甫诗云“棋局动随寻涧竹，袈裟忆上泛湖船”，回忆起了他与好友旻上人当年下棋的情景。围棋的盛行一直延续到了五代，并集中于南唐和西蜀两地。唐五代时期，围棋的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隋炀帝在人才选拔方面废除了九品中正制而实行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唐代得到进一步完善。政治制度的改变带来了文化观念上的变化，围棋由原来“九品论人”“等级分明”的品棋制度转换为了一种尊重礼仪、以棋待客、以棋交友的交往媒介。在这个转换过程中，等级、竞技观逐渐弱化，由枰间的胜负输赢转换为享受娱乐寻趣。因此，这个情景看似是博弈，实际上体现了四兄弟的平等身份以及一种轻松寻趣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