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休是唐末五代初著名僧人，他在诗、书、画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诗歌方面，有《禅月集》传世；其书法成就，时人比诸怀素，因其姓谓之“姜体”；其绘画成就，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其笔下的《十六罗汉图》，在《宣和画谱》《益州名画录》《图画见闻志》中均有记载，影响深远，流传极广。唐末时，吴越王钱镠拥兵自持，独霸一方，贯休曾寄去一诗，寻求接见。吴越王虽然高兴，但希望贯休把诗中的“十四州”改为“四十州”。而性格耿直的贯休拒绝了钱镠的要求，离吴投蜀。蜀王王建对贯休以礼相待，非常尊重他，还带着文武百官去听其讲经。贯休为了报答对方的“知遇之恩”，也写了不少诗对王氏政权歌功颂德。贯休得以在西蜀安度晚年，对于其艺术创作是有利的，著名的“应梦罗汉”使他的绘画艺术在晚年得到了升华。
罗汉为佛弟子，受佛嘱托，不入涅槃，常住世间，普度众生，受人供养。《益州名画录》记载，贯休所画罗汉，其庞眉大目、朵颐隆鼻等特点，是因梦中所见而得。贯休不仅画罗汉是如此特征，他笔下的释迦弟子也呈现出夸张的造型和各异的形象。这在古代人物画中颇具特点，即使《韩熙载夜宴图》这样具有高超水准的人物画，也会存在形象雷同的现象，而这一点在贯休的绘画中就不存在。
罗汉人物是中国人物画中的重要题材之一。罗汉像的流行是当时时代背景下禅宗盛行的结果。禅的本意是沉思冥想而引发的自发性的领悟，禅意体现在贯休的作品中便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佛的神性被大大削弱，而是强调个人主体的心灵顿悟。只要参禅主体内心有禅意，即使不念经、不礼佛，也能够“行住坐卧，无非是道；纵横自在，无非是法”。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一时期的佛教绘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此前“神化佛”时期的佛陀形象在经籍中被严格规定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造型和服饰都有严格规定，而罗汉的形象也是从《法住记》后才开始普及。五代及宋代都是禅宗盛炽时期，废除了之前供奉的礼拜诸尊图及道释人物，通行起罗汉图及禅相顶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