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我第一次仔细观察到，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并不按照自己的禀赋和天性做他们该做的事，而总是做着其他的事，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随波逐流。特别是国家，它以奇特的方式使用它的人民：让诗人去枪杀，让教授去挖地道，让犹太商人做国家的生意，让法律学家为新闻处服务。而所谓的革命也没有什么不同。国家，至少我们的国家，习惯于让那些没有什么本事的人争相为它服务，它也能够随意使用他们。就我来说，他们可以继续这般行事。
我与那些被我称为“半吊子”或“追逐名利者”之人唯一的不同，就是我确知，我的脑子和我的过往经历引领着我去做什么、去为什么服务，而我也会专心致志地去做。也有可能这是错误的、无价值的，但那并非我需要考虑的。
如今我天天接到邀约，如果哪儿呼唤我，我就去哪儿，那么我将迷失于那些半吊子中，会做我没有能力做的事，而将内心的声音催促我做的事搁置一旁。现在去德国，跟随大势所趋，在困境和事务一起沉沦，这种诱惑我自己感受到了，不过我只把它当作我自杀心理的一种变异，我的天性驱使我走完全不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