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自己看来，我走过的道路是这样的：在早期少年时代，我没有能力在我成长的宗教和思想世界里违抗父母亲，发展我自己，就是说，以我自己的方式，而且在不失去我的个性的条件下成为一名基督徒。相反地，成为诗人、作家更为容易，就这样，诗意文学长期成为我的天堂，我从未把我个人的、精神上的矛盾完全放进书里。我非常早便开始对印度有研究，还有印度的生活方式，我发现印度和中国的形象语言是我的宗教，是欧洲所欠缺的。《悉达多》用印度外衣包装着，并不表示印度思想对我仍然重要，正是当印度开始对我不再重要时，我才能够将它描绘出来。我发现能够描述的，正是那些从我生命中告别、离我而去的东西，向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