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工作无以为继，我过起了一种虚无缥缈的生活，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这座我栖身的城市中漫步。比起我出生的城市，我更了解这一座，也更爱它。我知道很快我就再也看不到它了。当然战火并没有立刻蔓延到这里。九个月以来，白天，这座巨大城市的机器齿轮如往常一样转动、咬合。战争的影子渗透得无声无息：面包房和餐厅的面包实行配给制了，路灯罩上了蓝色的灯罩，喷泉干涸，雕像和建筑周围堆起了沙袋，公告栏上张贴的是最新的政府令。那些有村子可回、在富足的西方邻居土地上有庄园可去的人纷纷离开；那些多半因无处可去才留下的人在夜幕降临后染上了寻欢作乐的热病。十点的宵禁没有强制执行，靛蓝的黑暗也只是增加了狂欢的气氛。天色暗沉，咖啡馆的露台上却少有地热闹，妓院的床垫也发出少有的吱呀，穆赛特舞厅的木地板则承受着少有的跺足。欲壑难填。
写一本关于这座城市的书：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包括《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巴黎，十九世纪都会》等篇目。
在那九个月里，我没完没了地游走，走遍整座城市，走进一个又一个街区，新的和旧的，丰裕的和褴褛的，偶尔甚至会穿过那些搭着临时棚户的贫民区（不过三十年前，矗立在那里的还是这座城市的城墙），穿过棚户区走到泥泞的郊外去。寂静的清晨，街边缭绕不去的雾气很可能被误认为从我脚下升起的幽灵，那是地下墓穴，里面存着数以百万计的骨骸，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都是这座城市逝去的亲人。
我常常不知不觉走到那条河边，它是这座城市胸膛里蜿蜒曲折、悸动不休的血脉。河中间有一对双子岛，就像餐桌正中的装饰，那是西岱岛和圣路易岛。我喜欢慢慢地走，在绿色的书摊上淘宝。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小书摊一直林立在塞纳河边，卖着辗转而来的二手书。无论晴雨，这些河畔书摊老板总是守着他们蒙尘的珍宝。如果能有一种胶水将我在这九个月的可笑战争期间的生活粘起来，那也一定是印刷厂里用来装订火车站地摊读物的廉价糨糊——早早干掉，开裂，书页脱落，就像动物褪下冬天的毛。因为不在街上散步的时间我都用来读通俗小说了，二手书摊买的，一次好几本。我在夜里一目十行地读它们，躺在我那间小公寓的床上，尽我所能避开收音机和报纸的传道。这些错综复杂的故事能给人带来安慰，让人沉浸在忧伤的情调里，在熟悉与新鲜间愉快地穿梭，看着罪犯与侦探在激情、复仇乃至厌世、反社会的可怕阴谋中角力。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份剖析法国警方拜占庭式阴谋的专业考察，而后者恰恰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
——《幽灵之城》
通常在结束一天的漫长行走后，我会选择横穿蒙帕纳斯公墓回公寓。那是喧嚣海洋中的一座宁静小岛。在那里危险碰不到我，仿佛我终于暂时逃出了这座镜宫般的城市。无论堂皇的还是简单的，精心照料的还是早已荒芜的（这取决于墓中人的身家），每座坟墓都是一座微型建筑，整齐地排列在它们微型的道路两旁。我从基奈特大道上的正门进去，右转踏上林荫大道，经过古老的希伯来区（公墓的贫民区），左转上西大街，在那里，一处小小的斜坡上长眠着夏尔·波德莱尔，躺在他深爱的母亲和厌恶的继父之间。那块墓盖石上总有诗人的仰慕者留下的鲜花和便条，有时是几行他的诗，有时是模仿他的风格写下的诗，仿佛那里暗藏着一扇活页门，通往一个充满热望的隐秘宇宙。我沿着西大街继续上坡，穿过一扇角落里的窄门，便回到了这座城市的喧嚣中。
至于那位站在波德莱尔墓前的女士，她是个陌生人，至少目前还是。但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第一次是去年冬天，我刚从收容营里出来不久，那次她裹着一件巨大的双排扣外套。第二次就是几周前，那时椴树刚刚抽苞发芽。这回是第三次，她站在同样的地方，以同样的姿态在同样的时间点上，一动不动，蓝灰色的烟在金色的光中袅袅飘散，一切都暗示着她身上有一种被紧紧包裹、严加保护的平静。她内心深处似乎只有眼前这座墓，此外她再意识不到任何存在——不知道有人经过，听不到鸟儿的呢喃和远处道路上的“嗡嗡”或“隆隆”，甚至察觉不到头顶上聚起了一团金光环绕的紫罗兰色云朵，高耸着，峭拔如山。
我几乎跟她擦身而过，鼻间嗅到了一丝白檀木的清香。但我没有停步，继续走。墓地已经空了，只有我们两个。没有送葬队伍，没有家人来探望逝去的亲人，没有观光客或朝圣者来寻觅声名赫赫的名士显贵，就连照料花木的园丁都不在。这样的空荡引出了原本潜藏在四方角落里隐秘的心碎。“爱易逝，憾永恒”，一块碑上的墓志铭如是说。走到那座墓和角门之间的中点时，我回头，想看看她是否还在原地。还在，没有动。站在角门前，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她不见了。我停下脚步，犹豫了一瞬便掉头往回走，决心要跟上去看个究竟。
我在墓碑的缝隙间瞥见了木槿花的影子——她在中轴大道上，正飞快地朝墓地中心走去。这一幕一定很奇怪：她在墓碑间偷偷摸摸地潜行，不时闪进某座墓后俯下身子，透过隔开我们俩的这片大理石丛林往外张望。只是墓地里本来就空荡荡的，并没有第三个人看到这场两个人的古怪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