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工作无以为继，我过起了一种虚无缥缈的生活，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这座我栖身的城市中漫步。比起我出生的城市，我更了解这一座，也更爱它。我知道很快我就再也看不到它了。当然战火并没有立刻蔓延到这里。九个月以来，白天，这座巨大城市的机器齿轮如往常一样转动、咬合。战争的影子渗透得无声无息：面包房和餐厅的面包实行配给制了，路灯罩上了蓝色的灯罩，喷泉干涸，雕像和建筑周围堆起了沙袋，公告栏上张贴的是最新的政府令。那些有村子可回、在富足的西方邻居土地上有庄园可去的人纷纷离开；那些多半因无处可去才留下的人在夜幕降临后染上了寻欢作乐的热病。十点的宵禁没有强制执行，靛蓝的黑暗也只是增加了狂欢的气氛。天色暗沉，咖啡馆的露台上却少有地热闹，妓院的床垫也发出少有的吱呀，穆赛特舞厅的木地板则承受着少有的跺足。欲壑难填。
写一本关于这座城市的书：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包括《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巴黎，十九世纪都会》等篇目。
在那九个月里，我没完没了地游走，走遍整座城市，走进一个又一个街区，新的和旧的，丰裕的和褴褛的，偶尔甚至会穿过那些搭着临时棚户的贫民区（不过三十年前，矗立在那里的还是这座城市的城墙），穿过棚户区走到泥泞的郊外去。寂静的清晨，街边缭绕不去的雾气很可能被误认为从我脚下升起的幽灵，那是地下墓穴，里面存着数以百万计的骨骸，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都是这座城市逝去的亲人。
我常常不知不觉走到那条河边，它是这座城市胸膛里蜿蜒曲折、悸动不休的血脉。河中间有一对双子岛，就像餐桌正中的装饰，那是西岱岛和圣路易岛。我喜欢慢慢地走，在绿色的书摊上淘宝。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小书摊一直林立在塞纳河边，卖着辗转而来的二手书。无论晴雨，这些河畔书摊老板总是守着他们蒙尘的珍宝。如果能有一种胶水将我在这九个月的可笑战争期间的生活粘起来，那也一定是印刷厂里用来装订火车站地摊读物的廉价糨糊——早早干掉，开裂，书页脱落，就像动物褪下冬天的毛。因为不在街上散步的时间我都用来读通俗小说了，二手书摊买的，一次好几本。我在夜里一目十行地读它们，躺在我那间小公寓的床上，尽我所能避开收音机和报纸的传道。这些错综复杂的故事能给人带来安慰，让人沉浸在忧伤的情调里，在熟悉与新鲜间愉快地穿梭，看着罪犯与侦探在激情、复仇乃至厌世、反社会的可怕阴谋中角力。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份剖析法国警方拜占庭式阴谋的专业考察，而后者恰恰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
——《幽灵之城》
她专注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某种门户大开的感觉。我回应了这目光，不带一丝含糊，视线紧锁着她的视线，直到我眼中只看得到这对盛满了爱与哀伤的无底深井。我们目光交缠，没动，没说话，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渐渐地，我感到心里有欣喜萌发出来，不断抽枝发芽，直到占据了我的全副躯壳，直到我感觉自己仿佛开始消融，就像投进水里的阿司匹林片，仿佛我那曾经凝聚成固态物质的存在全都散开来，散进了空气里，但并非就此化为乌有，而是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精妙、喜悦而纯粹的存在。每当我的意识摇摆，每当有疑虑冒出来想要威胁这脆弱的完美时刻，我就把它拉回这纯粹的存在之境里。终于，仿佛是跨过了纯粹之境的门槛，它开始消退——也许我才是消退的那一个。我退回到肉体中，紧缩，凝固，实体化，直到另一双眼睛再次出现在我眼前，但那双眸子不再是片刻前我看到的黑色，而是我在镜子里看了一辈子的淡淡的银灰色。如今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自己的脸，我自己的眼睛。这张生来就属于我的面孔，此刻也在看着我。这张面孔凑近我，我感觉到我自己的双唇（现在不再是我的了，它们属于另一个人）刷过我的新唇，拥着这张新的嘴。那张脸上的胡碴（归根结底还是我自己的胡碴）扎着我柔软的新肌肤。我的旧舌头缠绕着我的新舌头，湿润润的。两具身体，从前的和眼下的，老的和新的，有着彼此都熟悉的节奏，都付出爱，也接纳爱。然而，这一切又完全是我所不熟悉的，每一种感知都新奇而陌生，像是有一个存在进入了我早该进入的地方。我们探索着彼此身体的界限，战栗的喜悦生长出了触须，在我这具全新的身体里舒展，从此端到彼端，周而复始，直到那具长久以来都属于我的躯体终于抵达了它本能所指引的方向，颓然倾覆，我能感觉它在这具身体的深处释放了独属于它自己的表达。我们并肩躺了好一阵子，呼吸交缠，慢慢平静，愉悦安然。渐渐亮起的天光穿透了紧闭的窗户，新的破晓来临了。我们再一次凝望彼此的眼睛，开启反向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