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所说的这种“压抑假说”而言,我们可以提出三大怀疑。第一个怀疑:性压抑真的是一种历史事实吗?我们一眼瞥见的对象——它准许提出一个基本假说——真的是17世纪以来建立起来的或强化的性压抑体制?这是一个历史问题。第二个怀疑:权力机器,特别是在我们社会中起作用的权力机器真的在本质上是维护压抑秩序的吗?禁止、审查和否定真的是在一切社会中权力一般运作的形式吗?这是一个历史的和理论的问题。最后,第三个怀疑:有关压抑的批判话语为了阻止压抑是否已经与一直未受到质疑的权力机制交织在一起了呢?或者它不属于它所揭露(毫无疑问,也是歪曲)的“压抑”的历史网络呢?在压抑时代与对压抑的批判分析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历史的断裂呢?这是一个历史的和政治的问题。提出这三大怀疑,这不仅仅是提出与第一类假说相反的假说,也不是说:性不但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里受到压抑,相反还受益于一个永恒自由的体制。这也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权力不是压抑,而是宽容,大家对压抑的批评大有与之决裂的架势。这种批评属于一个比自身更加古老的过程,按照这一过程的方向,它将是一个禁忌不断减轻的新的时期,或者是一个更加狡猾的或更加审慎的权力形式。
我对压抑假说的怀疑,目的不是指出它是错误的,而是把它重新纳入到17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内部的性话语的一般结构之中。为什么大家要谈论性经验?大家究竟谈了些什么?性话语又引起了什么权力后果呢?在这些话语、权力后果和由此而来的快感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呢?由此又形成了什么知识?简言之,它就是在自己的运作和存在理由中规定支撑着我们社会中性话语的权力—知识—快感的体制。因而,重要的(至少是最重要的)不是去了解我们是否对性说是或否,我们是否宣布禁忌或许可,我们是否肯定它的重要性,或者我们是否否定它的结果,我们是否改变我们用来指称性的词语,而是要考虑我们谈论性的事实、谁在谈论性、我们谈论性的地点和观点、煽动我们谈论性并且积累和传播性话语的各种机构,一句话,就是要考虑全部的“话语事实”和“性话语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