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去的诗人在百年后,甚至千年后,又重新被人认识,又能发生作用,在文学史上是数见不鲜的事,人们把这现象称作“某某的再生”。所谓再生,按照情形的不同,有的由于“同”,有的由于“异”;前者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在过去某某诗人的身上发现同点,起了共鸣,后者是一个时代正缺乏某某诗人的精神,需要他来补充。
——《杜甫和我们的时代》
尼采更认清他个人的命运:他否定一向被认为是好人的人们和一向被认为是好的道德的道德,他重估一切的价值。他认为宽容是“对于是与非的无能为力”,是“对于自己的理想的不信任的明证”。并且他的战略更趋极端,他说:“第一,我只攻击那些已经胜利的事物,——斟酌情形我得等候,直到它们胜利时。第二,我只在我得不到战友,我孤立,——我一人置身危境的地方攻击那些事物。……我从来没有走过一步不发生危险的步骤:这是我对于正确的行动的标准。第三,我从不攻击个人——我利用个人只当作一个放大镜,人们用这放大镜照出一个普遍的但是潜伏的、难于捉摸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