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艺批评家要从眼前无数的作品中分判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伪的，什么是实在的什么是空虚的。他在作者的世界中探索作者思想艺术的来源，评定一个作品的现在的价值，估量它将来的地位，也可能决定一个作者与一部作品的命运。他培养判断的能力，尽量保持公正，以避免随时都会发生的偏见、成见；同时他也精密地考察作品中的漏洞、轻率与弱点。他在出版界的海洋中具有一个领船者的才能：眼光锐利，精神灵活，思考透彻，认识清楚。这一切的才能是属于智力的，他是一个真理的寻求者。
至于论战家，在他论战的时期内，就是在他积极反对一种思想或一种思想的代表者时，他自觉是一个真理的代言人。所以他负有宣示这个真理，坚持这个真理，彻底攻击与这真理相反的事物的责任。他保有强力与韧性，与敌人作战，指出敌人的所谓真实是自欺或不是真实。论战时他处处要显示出比对方更有力，更有资格代表真理。这样他会感到有一种命运加在他的身上，这正如尼采在他的自传里所写的一个标题：《我为什么是一个命运》。论战家负担着这个战斗的命运，热情饱满，思想充沛，同时对人类有强烈的爱，他的生存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一个论战家的态度必须是道德的。

基尔克郭尔说得好：“生产者、新的创造者，永远需要场所，所以他是战斗的。拆台者无所需要，拆台者的原则是空虚，他用场所做什么呢？”

尼采更认清他个人的命运：他否定一向被认为是好人的人们和一向被认为是好的道德的道德，他重估一切的价值。他认为宽容是“对于是与非的无能为力”，是“对于自己的理想的不信任的明证”。并且他的战略更趋极端，他说：“第一，我只攻击那些已经胜利的事物，——斟酌情形我得等候，直到它们胜利时。第二，我只在我得不到战友，我孤立，——我一人置身危境的地方攻击那些事物。……我从来没有走过一步不发生危险的步骤：这是我对于正确的行动的标准。第三，我从不攻击个人——我利用个人只当作一个放大镜，人们用这放大镜照出一个普遍的但是潜伏的、难于捉摸的危机。”

——这种积极的战斗态度，在现代的中国，只有鲁迅很相像，如他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所说的：“但是，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者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关于宽容，他逝世前一个多月在一篇类似遗嘱的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样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一个批评必须是活的、真实的；一方面要克制成见，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风格，这样，批评才能公正而有生命；不要故意讨人欢喜，也不要故意伤害某人，这样，才能保持批评者的道德。

发生论战，要在这良心前提出问题，论战者必须问：我可以成为一个论战家吗？我的论点力量充足吗？我有真理的睁开的眼睛，而不是有狡狯的阴谋诡计的眼睛吗？我能够根据我的教育与我的才能而达到并且抵得住我的敌人的水平吗？他知道得不更多一些吗？如果他直接立在我的面前，我可以和写文章时一样理直气壮地和他论辩吗？——这些问题不是旁人所能回答的，需要论战者自己的良心回答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