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去的诗人在百年后,甚至千年后,又重新被人认识,又能发生作用,在文学史上是数见不鲜的事,人们把这现象称作“某某的再生”。所谓再生,按照情形的不同,有的由于“同”,有的由于“异”;前者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在过去某某诗人的身上发现同点,起了共鸣,后者是一个时代正缺乏某某诗人的精神,需要他来补充。
——《杜甫和我们的时代》
——这种积极的战斗态度,在现代的中国,只有鲁迅很相像,如他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所说的:“但是,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者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关于宽容,他逝世前一个多月在一篇类似遗嘱的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样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