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于一九六八年占领我的祖国，当时我写的书全被查禁了，一时之间，我失去了所有合法的谋生渠道。那时候有很多人都想帮我。一天，有位导演跑来看我，问我要不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改编成剧本，再以他的名义发表。
为此我重读了《白痴》，也了解了一件事，那就是即便我饿死了，也无法改编这部小说。因为我厌恶书中的那个世界，一个由过度的作态与晦暗的深渊，再加上咄咄逼人的温情所堆砌起来的世界。然而正是在彼时，一股对于《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的莫名乡愁由心底蓦地升起。
“您不觉得狄德罗会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好些吗？”
他不觉得。而我，我却挥不去那古怪的念头；为了尽可能与雅克和他的主人长相左右，我开始将他们想象成自己戏里的人物。

为什么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这般突如其来的强烈反感呢？
是身为捷克人，因为祖国被占领而心灵受创所反射出来的仇俄情绪吗？不是，因为我对契诃夫的喜爱不曾因此中断。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美学价值有所怀疑吗？也不是，因为这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强烈反感，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这种感觉根本没有丝毫的客观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让人反感，是因为他书中的氛围：在那个宇宙里，万事万物都化为情感；也就是说，在那儿，情感被提升至价值与真理的位阶。
捷克被占领的第三天，我驱车于布拉格和布杰约维采（加缪剧作《误会》中的背景城市）之间。在路上、田野里、森林中，处处可见俄国步兵驻扎的军营。车行片刻，有人将我拦下，三个大兵动手在车里搜索。检查完毕，方才下令的军官用俄语问我：“卡喀，粗夫斯特夫耶帖斯？”意思是说：“您有何感想？”问句本身既不凶恶也无嘲讽之意，问话完全没有恶意。军官接着说：“这一切都是误会。不过，问题总会解决的。您应该知道我们是爱捷克人民的。我们是爱你们的！”
原野的风光遭到坦克摧残蹂躏，国族未来的数个世纪都受到牵连，捷克的国家领导人被逮捕、被劫持，而占领军的军官却向你发出爱的宣言。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占领军军官并无意表达他对于俄国人入侵捷克的异议，他绝无此意。俄国人的说法和这位军官如出一辙；他们的心理并非出自强暴者虐待式的快感，而是基于另一种原型——受创的爱：为什么这些捷克人（我们如此深爱的这些捷克人）不想跟我们一块儿过活，也不愿意跟我们用同样的方式生活呢？非得用坦克车来教导他们什么是爱，真教人感到遗憾。

感性对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自从人们认为感性代表某种价值、某种真理的标杆、某种行为判准的那一刻起，感性就变得令人害怕了。最高尚的民族情感好整以暇，随时准备为最极端的恐怖行径辩护；人们怀抱满腔抒情诗般的情感，却以爱为圣名犯下卑劣的恶行。
感性取代了理性思维，成为非知性和排除异己的共同基础；感性也成为如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所说的“暴行的上层结构”。

索尔仁尼琴于其著名的哈佛演说中，将西方危机之滥觞置于文艺复兴时期。这样的论点显现了俄罗斯文明的殊异之处；事实上，俄罗斯的历史之所以有别于西方，乃因文艺复兴不曾出现在这个国家，而文艺复兴的精神也未曾在此地应运而生。这正是为何在理性与感性之间，俄国人的心理所感受到的是另一种不同的关系，而俄罗斯灵魂（其深沉及粗暴）的神秘之处就存在这种关系里。
当俄罗斯沉重的无理性降临在我的祖国，我本能地感受到一股想要恣意呼吸现代西方精神的需要。

常听人说，小说已穷尽一切的可能性了。我的想法恰恰相反，在它四百年的历史里，小说漏失了诸多可能性：小说仍然留下许多我们不曾探索过的盛大场景、许多被我们遗忘的途径、许多人们未曾理解的召唤。

为了替劳伦斯·斯特恩辩护，一位美国的评论家写道：“Tristram Shandy，although it is a comedy，it is serious throughout.”（“虽然《项狄传》是出喜剧，但这出戏从头到尾都很严肃。”）天哪，请告诉我，一出严肃的喜剧是什么模样，而不严肃的喜剧又是如何？这位评论家的话是空洞无义的，然而这句话毫无保留地泄漏了充斥于文学评论的一种心态——那种面对一切非严肃事物所产生的恐慌。
不过我还是非说不可：从来没有哪一本称得上小说的作品，会把这个世界当回事。“把这个世界当回事”又是什么意思？这不正是说：信仰这个世界想要让我们相信的。而从《堂吉诃德》到《尤利西斯》，小说一直在做的，正是对这个世界要我们相信的事情提出质疑。

或许有人会这么说：小说可以一方面拒绝信仰这个世界要我们相信的事，同时却又保有对于它本身信奉的真理之信仰；小说可以既不把世界当回事，又严肃地看待自己。
究竟“严肃看待一件事”是什么意思？严肃就是信仰自己想让别人相信的事情吗？
不是这样的，这不是《项狄传》这本书要说的；这本书（容我再借用一下那位美国评论家用过的字眼），throughout，从头到尾，完全是非严肃的；它什么也没打算让我们相信——既没打算让我们相信其人物的真实性，也没打算让我们相信作者的真实性，遑论作为文学类型的小说的真实性——一切都被画上问号，一切都被质疑，一切都是游戏，一切都是消遣（并且不以消遣为耻），而这一切所衍生出来的，正是小说的形式。

狄德罗创造的则是一个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空间：一个无背景的舞台。他们打哪儿来？我们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与我们无关。他们多大岁数？别提了，狄德罗从来不曾试图让我们相信，他小说中的人物存在于真实世界的某个时刻。在世界小说的历史上，《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是对写实式幻想和心理小说美学最彻底的拒绝。

一天，堂吉诃德同他目不识丁的土包子仆人一道离开家门，去和敌人作战。一百五十年后，托比·项狄把他的花园当作假想的战场；他在花园中沉湎于好战的青春回忆里，他的仆役特里姆则忠心耿耿地随侍在侧。特里姆趻踔于主人身旁，正如同十年之后在旅途上取悦主人的雅克，也和其后一百五十年，奥匈帝国的勤务兵约瑟夫·帅克一样多话又固执，而帅克的角色也同样让他的主人卢卡什中尉既开心又担惊。再过三十年，贝克特《最后一局》里的主人与仆役已然孤独地站在空旷的世界舞台之上。旅行至此告终。
仆役与主人横跨了整部西方的现代史。在布拉格，神圣的上帝之城，我听见他们的笑声渐行渐远。怀抱着爱与焦虑，我始终珍惜这笑声，一如人们对于注定稍纵即逝的事物之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