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一般失败比较,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婴儿在抓篮球:手掌不断滑走。
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一位作家的传记,是他的语言的转折。例如,我记得,在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想到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觉得只有在意识学习掌握疏离的艺术时,这个说法才是真的;之后,意识便独立自主,并可以决定和忽略存在。在那种年龄,这不啻是一个发现——却说不上值得记录,因为这肯定已被别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存在决定意识”是精神楔形文字的完美例子,至于谁首先破译它其实并不重要。
——《小于一》
然而,普希金在《青铜骑士》中对这座城市的赞美诗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的发声相距不足五十年。后者说:“住在彼得堡是一种不幸,它是世界上最抽象和预先计划的地方。”如此短的间隔只能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也即这座城市的发展步伐实际上不是步伐:它从一开始就是加速度。这个人口在1700年是零的地方,在1900年达到一百五十万。在别处要一百年才能做到的事情,在这里被压缩在数十年内。时间获得了某个神话般的特质,因为神话乃是创造的神话。工业蓬勃发展,城市周围迅猛地升起的烟囱呼应它那些柱廊。俄罗斯帝国芭蕾舞团在珀蒂帕监制和安娜·巴甫洛娃主演下,仅用了二十年时间就发展出了将芭蕾舞作为交响曲结构的概念——一个注定要征服世界的概念。每年约有三千艘悬挂外国旗的船驶入圣彼得堡海港,而在1906年,将有十多个政党在叫作“杜马”的未来俄罗斯议会开会,“杜马”在俄语里的意思是“思想”(回顾起来,它的成就使得它的英语发音“Dooma”有一种特别不祥之感)。前缀“圣”从这座城市的名字中消失了——逐渐地,但合理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反德情绪,这个城市的名字被俄罗斯化了,“彼得堡”变成了“彼得格勒”。这座城市那一度完全可感可触的理念,其亮光在不断浓密起来的经济之网和蛊惑人心的公民宣传之中渐渐失色。换句话说,这座青铜骑士的城市以一座普通大都市的姿态,昂首阔步奔入未来,践踏其小人物并把他们推向前。有一天,一列火车抵达芬兰站,一个小个子男人从车厢里出来,爬上了一部装甲车的顶盖。
这次抵达,对这个民族是一场灾难,对这座城市却是一次拯救。因为它的发展突然完全停了下来,如同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这座城市冻结了,仿佛在即将来临的时代之前陷入绝对哑默的迷惑中,不愿意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