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旧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如此；但话说回来，历史会小心照料不愉快的记忆。圣彼得堡碰巧太年轻了，不足以建立安慰人的神话学；每逢天灾人祸发生，你便可以在人群中发现一张脸，苍白，好像饿极了，看不出年龄，眼睛深陷，呈白色，一动不动，并听到一声低语：“我说呀，这地方受了诅咒！”你会战栗，但过了一会儿，当你试图再看一眼那个说话人时，那张脸已消失了。你的眼睛将徒劳地搜寻那无目的地慢慢蠕动的人群，人群挪近：你将什么也看不到，除了冷漠的过路人，以及透过那斜斜的雨的面纱，看到帝国大厦群雄伟的轮廓。这座城市的建筑透视图的几何学，最适合永远找不到要找的事物。

这样一种情绪是有其逻辑的，也即认为大自然有一天会回来，夺回它那一度屈从于人类的袭击并被篡夺的财产。这种情绪源自那蹂躏这座城市的漫长洪灾史，源自这座城市可触摸地、有形地接近大海。虽然麻烦从来都是仅限于涅瓦河跃出其花岗岩的约束衣，但是亲眼看到大团大团铅似的乌云从波罗的海直扑这座城市，不能不使居民厌极了那不管怎样都永远挥之不去的提心吊胆。有时候，特别是在深秋，这种天气，连带其强风、暴雨和涅瓦河水溢出其河堤，会持续好几个星期。虽然什么也没有改变，但仅仅是时间这个因素就会令你觉得它还会恶化下去。在这样的日子里，你会想起这座城市周围没有筑堤防护，想起你实际上被这支由各运河和支流组成的第五纵队包围着；想起你实际上是住在一座岛上，它是一百零一座岛中的一座；想起那滔滔巨浪是你在电影中——又或者是在梦中？——看到的诸如此类，诸如此类；于是你扭开收音机，收听下次天气预报。天气预报通常都显得积极和乐观。
但这种情绪的主要原因，是大海本身。说也奇怪，虽然今天俄罗斯积累了庞大的海军力量，但是大海这个概念对一般民众来说依然有点儿陌生。民间传说和官方宣传以一种含糊，尽管也许是积极的浪漫方式来处理这个主题。对普通人来说，大海主要是与黑海、休假、南方、度假胜地，也许还有棕榈树联系起来。在歌中和诗中最常遇到的修饰词是“辽阔”、“湛蓝”、“美丽”。有时候你也许会遇到“粗犷”，但往往那也是顺应其上下文的。自由、开放的空间、离开这鬼地方之类的概念，都被本能地压抑着，然后以相反的面目浮现，就是怕水，怕溺死。仅就此而言，这座位于涅瓦河三角洲的城市，是对民族心灵的挑战，并合理地获得“自己祖国里的外国人”这一由尼古拉·果戈理授予的称号。如果不是外国人，至少也是水手。可以说，彼得一世已实现其目标：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海港，而且不只是实际意义上，还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在俄罗斯任何地方，思想都没有如此乐意与现实分离：俄罗斯文学正是随着圣彼得堡的崛起而确立的。

归根结底，这座城市及其辉煌的迅速增长，应首先归因于水的无所不在。十二英里长的涅瓦河从城市正中央分岔，连同其二十五条大大小小的盘绕的运河，为这座城市提供了数量如此多的镜子，使自恋变得不可避免。城市每一秒都被数千平方英尺奔波的银色汞合金反映着，仿佛它正被其河流拍摄着，河流则把其连续镜头排入芬兰湾，芬兰湾在阳光灿烂的日子看上去就像这些令人目眩的影像的贮藏库。难怪有时候这座城市使人觉得像一个十足的自我主义者，正心无旁骛地凝视自己的样貌。确实，在这种地方，你更多是注意建筑表面而不是人面；但石头无能力自我生殖。这些半露方柱、柱廊和门廊的无穷尽的、疯狂的繁殖，暗示了这种具有城市特征的自恋的本质，暗示这样一种可能性，也即至少在这个无生命的世界里水也许可被视为时间的一种浓缩形式。

真相是，每一种“主义”都是在一种其规模大到足以嘲弄民族身份的程度上传播；资本主义也不例外。

对人类状况的每一种批评，都包含批评者意识到有另一种更高层次的角度，一种更好的秩序。

然而，普希金在《青铜骑士》中对这座城市的赞美诗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的发声相距不足五十年。后者说：“住在彼得堡是一种不幸，它是世界上最抽象和预先计划的地方。”如此短的间隔只能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也即这座城市的发展步伐实际上不是步伐：它从一开始就是加速度。这个人口在1700年是零的地方，在1900年达到一百五十万。在别处要一百年才能做到的事情，在这里被压缩在数十年内。时间获得了某个神话般的特质，因为神话乃是创造的神话。工业蓬勃发展，城市周围迅猛地升起的烟囱呼应它那些柱廊。俄罗斯帝国芭蕾舞团在珀蒂帕监制和安娜·巴甫洛娃主演下，仅用了二十年时间就发展出了将芭蕾舞作为交响曲结构的概念——一个注定要征服世界的概念。每年约有三千艘悬挂外国旗的船驶入圣彼得堡海港，而在1906年，将有十多个政党在叫作“杜马”的未来俄罗斯议会开会，“杜马”在俄语里的意思是“思想”（回顾起来，它的成就使得它的英语发音“Dooma”有一种特别不祥之感）。前缀“圣”从这座城市的名字中消失了——逐渐地，但合理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反德情绪，这个城市的名字被俄罗斯化了，“彼得堡”变成了“彼得格勒”。这座城市那一度完全可感可触的理念，其亮光在不断浓密起来的经济之网和蛊惑人心的公民宣传之中渐渐失色。换句话说，这座青铜骑士的城市以一座普通大都市的姿态，昂首阔步奔入未来，践踏其小人物并把他们推向前。有一天，一列火车抵达芬兰站，一个小个子男人从车厢里出来，爬上了一部装甲车的顶盖。
这次抵达，对这个民族是一场灾难，对这座城市却是一次拯救。因为它的发展突然完全停了下来，如同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这座城市冻结了，仿佛在即将来临的时代之前陷入绝对哑默的迷惑中，不愿意加入。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它产生其组织的种种形式，如同树木产生彼此间的距离，尽管过路人把这称作“森林”。权力这个概念，也即国家控制社会组织，乃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如同来了一个伐木者。这座城市糅合建筑的雄伟与网络状的官僚传统，这本身就是对权力理念的嘲弄。

普希金说：“上帝不准我们看见俄罗斯人的灾难、无意义和无情。”而彼得堡没看见。内战在周围和全国肆虐，一道可怖的裂缝撕开了这个民族，把它分裂成两个互相敌视的阵营；但在这里，在涅瓦河岸，两百年来第一次，安宁主宰一切，青草开始从空荡荡的广场的鹅卵石缝里和人行道的石板间长出来。饥饿导致很多人死亡，还有契卡（克格勃的原名）；但是除此之外，这座城市没人打扰，自映自照。

随着首都迁回莫斯科，这个国家亦退回其子宫般、恐闭症和恐外症的状态，彼得堡由于没处可退，便陷于停顿——仿佛被拍了摆着19世纪姿态的照片。在内战后那数十年间，它没有怎么改变：有些新建筑，但主要在郊外工业区。此外，总房屋政策是所谓的聚合，也即让赤贫者与优裕者住在一起。因此如果某个家庭自己拥有一套三室公寓，它就必须挤进一个房间，让别的家庭搬进另外的房间。因此这个城市的内部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陀思妥耶夫斯基式，而表面则剥落并吸取尘埃，如同被时代晒黑了的皮肤。

那些表面愈是进入20世纪，它们看上去就愈是过分讲究，根本就无视新时代和新时代的问题。唯一使它们与现在打交道的事物是气候，而它们在深秋或过早来临的春天及其夹雪阵雨和令人迷失方向的鲁莽暴风这类恶劣气候中最是自在。或者——在死寂的冬天，当宫殿和官邸披着沉重的雪饰品和雪围巾高高地耸现在冻结的河流上空，如同穿上厚大的皮褛，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眉头的老态龙钟的帝国权贵的时候。当一月的落日那深红色圆球以其金液涂抹它们那威尼斯风格的窗户时，一个被冻坏了的过桥人会突然明白彼得竖立这些墙时心中想到什么：一面用来映照一个孤独星球的巨镜。他一边呵气，一边几乎可怜起那些圆柱来，因为那些圆柱赤裸裸的，有着多利斯式发型，仿佛是被俘虏来，赶入这残忍的天寒地冻，这齐膝高的积雪里。
温度计度数愈是降低，这座城市看上去就愈是抽象。零下二十五摄氏度已够冷的了，但是气温还在不断下跌，仿佛收拾了人民、河流和建筑物之后，还要把理念、抽象概念也埋掉。随着白烟在屋顶上飘浮，沿河一带的建筑物看上去愈来愈像一列开往永恒的列车陷在那里动弹不得。公园和游乐场的树木看上去就像学校的人类肺脏图，树上的鸦巢如同一个个小黑洞。而在远方，海军部大楼尖顶的金针总是像一束逆光，努力要麻痹云层的内容。并且，你永远搞不懂谁在那个背景下更不协调：今日的小人物，还是他们那些乘坐塞满保镖的黑色轿车匆匆驶过的强大主人。至少可以说，两者都使人感到很不舒服。

学年一般结束于五月底白夜抵达这座城市的时候，这些白夜将在整个六月份持续。白夜是指太阳只离开天空一两个小时的夜晚，这种现象在北纬地区是很常见的。那是这座城市最神奇的时刻，你可以在凌晨两点读书写作而不需要灯光，建筑物没有阴影，屋顶环绕着金光，看上去就像一套脆弱的瓷器。周围是如此安静，你几乎可以听见一支汤匙在芬兰掉落的叮当声。天空染上了透明的粉红色，亮得河流那浅蓝色的水彩几乎无法反映它。那些桥则被吊起，仿佛三角洲中的诸岛屿松开它们的手，并开始慢慢漂流，拐入主流，朝着波罗的海游去。在这样的夜晚，很难睡得着觉，因为光太猛，也因为任何梦都比不上这种现实。人不会投下阴影，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