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一般失败比较，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婴儿在抓篮球：手掌不断滑走。
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一位作家的传记，是他的语言的转折。例如，我记得，在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想到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觉得只有在意识学习掌握疏离的艺术时，这个说法才是真的；之后，意识便独立自主，并可以决定和忽略存在。在那种年龄，这不啻是一个发现——却说不上值得记录，因为这肯定已被别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存在决定意识”是精神楔形文字的完美例子，至于谁首先破译它其实并不重要。
——《小于一》
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大陆性的国家；其地块占世界天空的六分之一。在这块土地边缘建造一座城市，甚至更进一步，宣布它是国家首都，这个想法被彼得一世的同代人视为至少是失策。俄罗斯本身那个子宫般温暖的，且传统得近乎怪癖的、患幽闭恐惧症的世界，在波罗的海的彻骨寒风中发抖。
——《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
那些表面愈是进入20世纪，它们看上去就愈是过分讲究，根本就无视新时代和新时代的问题。唯一使它们与现在打交道的事物是气候，而它们在深秋或过早来临的春天及其夹雪阵雨和令人迷失方向的鲁莽暴风这类恶劣气候中最是自在。或者——在死寂的冬天，当宫殿和官邸披着沉重的雪饰品和雪围巾高高地耸现在冻结的河流上空，如同穿上厚大的皮褛，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眉头的老态龙钟的帝国权贵的时候。当一月的落日那深红色圆球以其金液涂抹它们那威尼斯风格的窗户时，一个被冻坏了的过桥人会突然明白彼得竖立这些墙时心中想到什么：一面用来映照一个孤独星球的巨镜。他一边呵气，一边几乎可怜起那些圆柱来，因为那些圆柱赤裸裸的，有着多利斯式发型，仿佛是被俘虏来，赶入这残忍的天寒地冻，这齐膝高的积雪里。
温度计度数愈是降低，这座城市看上去就愈是抽象。零下二十五摄氏度已够冷的了，但是气温还在不断下跌，仿佛收拾了人民、河流和建筑物之后，还要把理念、抽象概念也埋掉。随着白烟在屋顶上飘浮，沿河一带的建筑物看上去愈来愈像一列开往永恒的列车陷在那里动弹不得。公园和游乐场的树木看上去就像学校的人类肺脏图，树上的鸦巢如同一个个小黑洞。而在远方，海军部大楼尖顶的金针总是像一束逆光，努力要麻痹云层的内容。并且，你永远搞不懂谁在那个背景下更不协调：今日的小人物，还是他们那些乘坐塞满保镖的黑色轿车匆匆驶过的强大主人。至少可以说，两者都使人感到很不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