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https://shimo.im/docs/e1AzdO8K1yU1d2qW/
▷凡例（如图1）
“您为什么会来这里？”
“去年，发现得了癌症。我不希望今后在检查和吃药中度日。”
“您不想检查，是因为迄今为止已经尽最大努力生活过了吗？”
“是的，我的人生非常棒！我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人生。我曾经想过，如果生活不能随愿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人生的节点了。”
“我给您扎吊针，把流量调节器固定在您的手腕上，您知道打开开关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知道，我会死的。”
“道丽思，做好心理准备后，随时都可以打开哦。”
此时，老妇人想到了什么呢？是人生的落幕？还是与10年前逝去的丈夫在天国的再会？她微微地吸了一口气，亲手打开开关，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普莱西柯对老妇人小声说道：
“已经没事了。再过一会儿就轻松了。”
15秒、16秒、17秒……20秒过去后，老妇人半张着嘴，躺在枕头上的头部无力地垂向了右侧，仿佛在电视机前打起了盹一样。
2016年1月28日上午9点26分。瑞士西北部巴塞尔的某个小公寓里，普莱西柯的协助自杀结束了。
——「序言」
۞ 第二章 我死的那天开个派对吧！〔荷兰〕۞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荷兰安乐死合法化的历程（参见三井美奈《可以安乐死的国家》、盛永审一郎《为了思考终末期医疗》）。
推动该国安乐死趋势的，是1971年发生的“波斯特马医生安乐死事件”。母亲因脑溢血病倒，女儿波斯特马医生给她注射了200毫克的吗啡，致其死亡。随后，她向警察自首。她因嘱托杀人罪被起诉，博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人们的疑问是，想让母亲没有痛苦地离去的波斯特马为什么要被问罪？这件事成为了安乐死运动的起因。
1973年，在吕伐登法院，波斯特马被判以禁闭1周，缓期1年执行的处罚。法院接受了波斯特马投用止痛剂的行为，但是使用致死量的吗啡被认为有罪。免除实刑在震惊世界的同时，也被世界所接受。
同年，“荷兰自愿安乐死协会”（NVVE）成立，开启了修改刑法的社会运动，即希望“在法律上允许由医生实施自愿安乐死”。
紧接着，1981年，设立了“荷兰国家安乐死委员会”和“检察厅长官委员会”。政府指出，“没有检察厅长官委员会的许可，不得起诉医学上实施的自愿安乐死案件”。可以说，这在事实上已经允许安乐死了。随后发生的阿尔克马尔事件（1982年）等也引起争议，这在后文会有详述，此后生前预嘱（生前宣布终止延命等治疗）也普及开来。
1993年，《埋葬和火葬法修正案》（规定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向自治体的验尸官报告，最终由检察厅长官委员会判断是否起诉的法律流程）在国会上通过，政令也提出了成为允许安乐死法律框架的行动指南。由此，以往的政府见解成了明文规定。
接下来，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上议院以62%赞成通过制定《经请求结束生命及协助自杀法》，即所谓的《安乐死法》。在此之前的法律，实施“主动安乐死”“协助自杀”的医生会以“嘱托杀人罪”被检举，但是按照行动指南做的话，就不会被起诉。也就是说，医生暂时被视为嫌疑人。而新的《安乐死法》明确保护医生的权益，符合条件的话，将不被起诉。医生被检举时，检方有举证义务。
条件有“患者要求安乐死属于自愿”“患者的病痛是难以忍受的且没有治愈希望的”“医生向患者提供了关于病情的信息”，以及“医生和患者共同得出没有其他解决方案的结论”等六项规定。
该法的成立，公开允许可以选择安乐死或协助自杀作为终末期医疗。顺便说一句，安乐死的费用全部由健康保险支付。
荷兰没有明确规定符合安乐死条件的患者必须处于“终末期”。病痛没有限定为“肉体上的痛苦”。为此，虽然实施的件数不多，但老年痴呆（2016年141件，地区审核委员会调查）和精神疾病（同上，60件）也被视为“难以忍受的痛苦”的范畴。此外，适用年龄为12岁以上（12到16岁，除了患者要求，还要有监护人的同意）。
——《合法化的历程》
世界上也有很多国家像荷兰一样，以某起安乐死事件为契机，发展为“全民大讨论”，但实际上并没有与法律制度挂钩。为什么只有荷兰做到了呢？我提出了这个疑问，他赞扬说问得好。然后做出了以下分析。
“这个答案就是国民性。我认为荷兰人一般是比较宽容的。如果发生问题，就全力以赴去解决。问题本身并不重要，我们尊重为解决问题而开展的对话，并且接受从中得出的意见。作为我们的文化，这扎根在我们心中。”
我相信荷兰人与日本人在勤奋和追求效率上有相似之处，但是在接受改革这点上，性格截然不同。永吉埃尔提及日本也有“尊严死协会”（1976年以“安乐死协会”之名成立，1983年改名），然后这样补充道：
“日本的医生们本身，忌惮在医疗现场使用安乐死这个词，他们甚至感叹给终末期患者使用（可能将死亡提前的）注射剂或药物都觉得危险。”
我对日本的情况还不太了解。暂且将他的言论记在心里。
宗教问题应该也会左右人们对安乐死的想法。荷兰与天主教色彩浓厚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不同，宗教束缚少。但它也同样是天主教国家。根据荷兰中央统计局的调查（2015）显示，24%的人口是天主教教徒，16%的人口是新教教徒。这些天主教教徒没有反对安乐死吗？于是，我提出了关于宗教摩擦的问题。
他侧着脑袋，微微点了点头，开始解说。
“几乎没有出现过宗教问题。只有加尔文派的正统新教教徒认为‘死亡是由神决定的’，对安乐死采取反对的立场。但是，普通天主教信徒对安乐死持肯定态度。而且，现在无神论者也在增加。”
这个看法出乎我的意料。对于普通天主教教徒而言，违背神的旨意的死亡，应该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在荷兰，安乐死似乎没有造成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在荷兰，主动安乐死是主流，而协助自杀较少呢？
永吉埃尔强调“这只不过是我个人的看法”，然后做出如下解释。
“是因为从开始协助自杀到死亡为止时间很长，痛苦相对较大，而医生实施的安乐死，更快，更万无一失吧。”
据永吉埃尔所说，主动安乐死中，医生一般是给患者投用安眠药，然后注射肌肉松弛剂。到死为止的时间不到5分钟。而饮用大量药物致死的协助自杀，大多数要几十分钟才能去世，有的人甚至在生死边缘徘徊几个小时。永吉埃尔所说的“痛苦”，不仅是指患者本人，也包括在一旁守护患者的家属的心理层面吧。
即便如此，这个国家仍然会有人选择协助自杀，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应该是与“自己的死不想依赖别人”的个人生活方式有关吧。就是说，直到最后，自己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此外，如果注射致命药物，当然也会给医生造成精神上的打击。各国的医疗相关人员都说，有的患者是顾虑到这个部分。
“你们有安乐死的亲戚朋友吗？”
阿丽达似乎没有想到什么。“有呀。”浦科说道，抿了一口白兰地后，她回想起4年前的往事。
“那是阳光明媚的3月。我和一对夫妻交往多年，是感情甚笃的朋友，其中丈夫酷爱吸烟，下巴周围长了癌。我和朋友及其家人，一共有30多个人，在他安乐死的当天，被邀请参加派对呢。”
“派对吗？”
“对，派对很盛大哦。我们在他家院子里喝着啤酒和红酒，吃着美食，嘻嘻哈哈过得很开心。到了下午3点，夫妻俩向所有人致以问候。最后他令我们都吃了一惊。您知道他做了什么吗？”
“跟夫人一起一展舞姿？”
“不，他掏出烟，开始抽了起来。说这是最后一根了。”
决定安乐死的人们，为了不留遗憾，大多会事先决定好要做些什么。尽管如此，这是多么沉重的一根香烟啊！一旁的阿丽达也瞪大了眼睛，听得入迷了。
“到了下午3点，来了一名年轻的女医生。她进屋之前说是第一次注射安乐死的药物，很紧张。”
据说在荷兰，家庭医生至少要经历一次患者的安乐死。虽说允许安乐死，但即使是医生，刚开始也会心里不舒服，被罪恶感所折磨吧。浦科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
“她丈夫去世时，我在院子照顾他的爱犬。狗也明白的。它汪汪地叫着，好像在哭泣似的。”
我与浦科交换了联系方式，让她帮我引荐丈夫选择了安乐死的朋友。
——《意外相遇》
结束教师生活的威尔，有大量的时间沉迷于兴趣爱好。他在家中欣赏古典乐和爵士乐，还吹起了中音萨克斯。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威尔就吹不好萨克斯了。他无法用力在笛头和哨片之间吹入空气，他的左颌骨附近长了肿瘤。癌变进行得很快。去世前2个月，已经扩散到咽喉部分，不仅剧烈疼痛，甚至连呼吸都困难。医院给他开了吗啡，胸部贴上了吗啡贴。医生交给妻子止痛注射药，威尔怒吼道：“给我打那种东西，是想杀了我吗？”
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他，也在冷静地接受自己的死亡。其实在发现癌症前几年，他就开始准备自己的葬礼了。
去世前几周，在比利时旅游时，威尔提出了很有个人风格的现实性的话题。
“我死的那天开个派对吧！”
妻子反对这个荒唐的主意。因为她察觉到这意味着威尔想选择安乐死。
“我原来是护士，在工作场所经常目睹死亡。而威尔生活在一个正好相反的世界里，因此与他谈论到生死观时，我非常震惊。”
2012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两人第一次与家庭医生商量。那名女医生当时35岁，过去从未有过给患者施行安乐死的经验。“我接受这个任务。”她爽快地答应满足他的希望。
年轻的医生或许把这件事当作了今后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应该经历的一次仪式”。那天之后到威尔去世，她6次上门，了解患者的病情和心理状态，并解释说明安乐死的方法。
有一天，医生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注射和服药，您希望哪种死法？”
与瑞士不同，在荷兰，患者可以选择主动安乐死（注射）或者协助自杀（服药）。这点上，威尔又给出了极具他个人风格的答案。
“医生，请给我打针。朋友在外面开派对，可别让我老是死不了……”
派对的前一天晚上，两个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安乐死意向者们的共同点》
第二天下午1点，派对开始了。亲属14人，朋友12人。仿佛将要开始的是威尔的生日派对，现场笼罩着和睦的气氛。所有人都拿着香槟，这场派对的“主人翁”威尔致祝酒词。
举起酒杯的威尔，最后一次向妻子抱怨：
“这种形状的杯子，让我怎么喝呀？”
受喉咙疾病折磨的他，若使用细长的香槟杯，必须要仰头才能将液体喝下去，这样非常难受。反正，喝光是不可能的。“他只喝了几滴。”尼禄说道。
下午3点，女医生的身影出现在举办派对的院子里。她跟客人说，“（我）感到有点紧张了。”不是作为派对参与者到来的她，立刻去往患者的寝室，进行注射的准备。
威尔卷了一支自从确诊以来，一直在戒的手卷烟“萨姆森”，这是他的最爱。点燃生前的小嗜好——香烟，轻轻将烟吸入肺中，这已让他十分满足。熄灭香烟后，他跟大家做最后的道别。
“那么，我接下来要到床上去死了。大家伙好好享受派对。谢谢！”
客人们把这致词当成玩笑一笑了之，然而这却是真的。爱犬洋森在浦科脚下呜呜低鸣，目送着威尔。被威尔留下的朋友们继续办派对。
8位亲人被召集到威尔和尼禄的寝室。威尔躺在床上，妻子站在右侧，女医生在左侧。女医生拿着准备好的注射器，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指上。室内鸦雀无声。
威尔望着她叹息道：
“那么，医生，拜托了。”
女医生注射了2支使人缓慢进入睡眠的麻醉类药物和1支让呼吸顺畅的药物。威尔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围在床周围的8个人是第一次目睹安乐死，所有人都高度紧张。
拿着停止心跳注射剂的女医生样子有点不对劲。威尔的妹妹小声叫道：
“医生？”
医生低着头，手在颤抖。大滴的泪珠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滑下。最后一针她下不了手……握着威尔的手的尼禄，忍着泪说道：
“医生，我们不要紧的。请让他走吧。我也准备好了。”
在周围家属的催促下，医生点头说了句“明白了”，将最后一支针剂打进威尔体内。10分钟后，确认心脏停止跳动。
医生也是人。虽说安乐死是帮助人们死亡，但也是医生通过注射，有意识地终结他人的生命。患者能感受到的死亡的幸福，医生感受不到。听说女医生流泪了，我不由得放心了。
威尔死后，院子里的客人聚集到室内，默哀致敬。2012年3月27日，威尔离开了人世，享年66岁。
听完这段话，我合上写得龙飞凤舞的笔记本，将笔放在桌子上。突然，对话停止，沉默继续。
我看向旁边，尼禄在呜咽。是因为我强行引出他们从相逢到离别的回忆吧。蓝色的眼睛里，泪如泉涌。身旁的浦科搂着她的肩膀安慰她。
图注 事后，威尔入棺，家人朋友献上了祈祷
۞ 补章Ⅰ 明明可以活着，却选择死亡的理由［瑞士］۞
我开门见山地问道：
“您不是马上就会面对死亡的患者，为什么您不想活下去呢？”
“因为太痛了，而且我无法预测今后会发生什么事，这让我觉得很恐怖。按照现在这种情况，不久的将来，我就会被送到护理院。我觉得那里的工作人员无法理解我的脸到底有多痛。今后，我的人生不会有改善的希望吧。只会走下坡路而已。”
桑德拉的脸部疼痛非常严重。准确地说是“三叉神经痛”。断断续续的疼痛，有时会剥夺患者的求生欲，因此它有“自杀病”的别名。
每次说话，嘴角都会痉挛。最近有人推荐她使用一般用于除皱的肉毒杆菌，做了多次止痛手术，但不仅没有效果，疼痛反而加剧了。面部疼痛已经恶化了六七年。即使活着，能做的事情也有限。
“我一天只干两件事。一是遛狗，二是淋浴。最近，放弃淋浴，只遛狗的日子比较多……”
一提到狗，她高兴地大声笑起来。但她时不时会表现出无法集中精力说话的样子。有时她闭着眼睛说话，并频繁地用一只手使劲按着下颌骨。我觉得不能让她太勉强，所以加快了采访的速度。
“明天您不害怕吗？”
“不怕。对于我来说，死亡只是身体死去了。我唯一的恐惧，应该是丈夫的未来吧。我非常担心自己死后他的生活。我跟他说过：‘找个女朋友，幸福地生活吧。不要光玩电脑，领着新女朋友在美丽的英国四处转转。’因此，我只害怕他不能幸福、健康地生活下去。”
NVVE的内部，是被白色墙壁包围的平凡无奇、了无情趣的办公室。有几个按照工作类型分开的房间和一个小会议室。门口摆放着今年5月份召开的由世界死亡权利联盟主办的“安乐死2016”论坛的传单。
我坐在候诊室的椅子上，面前出现了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男性。他英俊帅气，须发花白，非常适合佩戴黑边圆框眼镜。有的人即使一句话也不说，旁人也能想象出他的性格和经历。罗布·永吉埃尔正是这种类型。平和温柔的眼神，使人感受不到威严。
图注 为安乐死合法化做出贡献的永吉埃尔
到2008年为止，永吉埃尔一直担任NVVE的理事长，对于安乐死的合法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踏入安乐死这一领域的起因是什么呢？
永吉埃尔招呼我到接待室，边喝咖啡，边回顾年轻时代。
“从在莱顿大学医学部的学生时代起，我就经常针对患者情感方面的护理与他人进行讨论。1972年成为家庭医生以后，我也认为倾听患者的生活方式、了解患者的生死观很重要。正好在第二年，也就是1973年，波斯特马的判决出来了，国民中认同安乐死的趋势高涨起来了。”
那是令荷兰举国震惊的事件，身为医生的女儿杀死了自己母亲。据说这件事对于他作为医生的思考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以后，他不断自问自答：“有尊严的死”到底是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年轻的永吉埃尔医生想要实现患者期待的死亡，于是就“秘密地实施了”当时还是违法的安乐死。这是他本人向我透露的。
——《全部死因中4%为安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