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https://shimo.im/docs/e1AzdO8K1yU1d2qW/
▷凡例（如图1）
“您为什么会来这里？”
“去年，发现得了癌症。我不希望今后在检查和吃药中度日。”
“您不想检查，是因为迄今为止已经尽最大努力生活过了吗？”
“是的，我的人生非常棒！我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人生。我曾经想过，如果生活不能随愿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人生的节点了。”
“我给您扎吊针，把流量调节器固定在您的手腕上，您知道打开开关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知道，我会死的。”
“道丽思，做好心理准备后，随时都可以打开哦。”
此时，老妇人想到了什么呢？是人生的落幕？还是与10年前逝去的丈夫在天国的再会？她微微地吸了一口气，亲手打开开关，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普莱西柯对老妇人小声说道：
“已经没事了。再过一会儿就轻松了。”
15秒、16秒、17秒……20秒过去后，老妇人半张着嘴，躺在枕头上的头部无力地垂向了右侧，仿佛在电视机前打起了盹一样。
2016年1月28日上午9点26分。瑞士西北部巴塞尔的某个小公寓里，普莱西柯的协助自杀结束了。
——「序言」
۞ 第三章 精神病患者可以安乐死的国家〔比利时〕۞
比利时允许安乐死是在15年前的2002年5月。当时自由党势力在政权内抬头，迎来了容易反映民声的时代。
荷兰是由自下而上的民众运动赢得了法律，而比利时的特点是，不修改刑法，直接将邻国的法律修改为适用于本国国情的法律。通过规定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实施安乐死将不被追究杀人罪这样的“解释”，允许了安乐死。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比利时，安乐死被算作“自然死亡”，而且，接受安乐死不在健康保险的适用范围内。
该国只承认使用注射的主动安乐死合法，协助自杀被排除在外。究其原因，有的专家说“在天主教国家，人们相信自杀比杀人罪更严重”。但我在当地采访时并没有发现支持这一论点的确凿证据。
然而，即使法律不承认，事后检查安乐死运用方面事宜的“安乐死管理与评价联邦委员会”以协助自杀满足法律条件为由，默认了一些案例不违法。
接受安乐死前的流程，比利时几乎与荷兰一样（参见盛永审一郎主编的《安乐死法：比荷卢三国的比较和资料》）。
患者希望安乐死时，首先由主治医生（比利时也有家庭医生制度，但不如荷兰渗透得深。有时也由医院的专业医生或缓和疗护医生负责）在诊断和多次面谈后确认患者是否符合条件——是不是患有不治之症，并且伴有无法忍受的痛苦——在此基础上，再委托一位与患者和医生都没有关系的精通此病的医生，来判断第一位医生的结论是否合理。这位医生也会查看病历、诊断患者。
如果患者死期未近（没有末期症状），那么就必须要由精神科医生以及精通此病的病理学专家来判断。
——《不可逾越的道德规范》
这位是父亲皮埃尔·滨克（69）。被父亲说服，第一次接受采访的长子格雷戈尔（43）站在旁边。这座宅邸建立于19世纪后半期，颇有来头，玄关左侧有一间大型书房，褪色的书籍从左右两边一摞摞直堆到5米左右高的天棚。有皮埃尔研究生物学所用的相关书籍，还有非洲历史书籍，足有几百本。玄关的右侧，是一个六七平方米的小客厅，柜子上面还摆放着已故女儿爱迪特30岁左右时的照片。
“我在这里谈起女儿时，一定会点上蜡烛。”
说完，皮埃尔将点燃的火柴靠近了蜡烛。
……
我花了10分钟，努力传达意图。终于，他们把圆珠笔放在桌子上，注视着我。然后他们开始讲述次女爱迪特从出生到2011年11月3日于精神病院成功自杀的人生轨迹。
图注 年轻时代的爱迪特（拍摄于塞内加尔）
这是一个反复自杀未遂的年轻女孩的故事。当时不像现在，给精神病患者施行安乐死还不被认可。
——《追求完美的少女》
“她不是变成了那样。爱迪特天生就是这种孩子。我们很容易忽视精神上的痛苦也来自于肉体上的痛苦这一事实。她所面临的是生理学以及细胞学上的问题。我们没有理解她大脑的机能、神经细胞的机能以及酵素对激素的推动作用。”
我询问她的病名是什么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至今也不太清楚这个病名……”
此时，皮埃尔告诉我说，在比利时，直到十几年前，明显的“高强度的疲劳（burnout）”还被认为是“神经系统异常引起的抑郁症”。然而，近年来，发现其原因是“体内的组织在罢工，导致激素的功能失灵了”，他继续说道。爱迪特也属于“生理上无法控制精神压力”，也就是说，是因为身体的问题才产生了精神疾病。他似乎想这样说。
我们在诉说精神不适的人们面前，爱用“抑郁症”这个病名。
然而，后面出场的精神科医生里布·提蓬也提到，一口断定是抑郁症，实在很危险。一般认为，抑郁症是由工作压力、失恋、破产、亲人的去世等周围环境的变化引起的。在社会上，这种病“如果得到周围的帮助和医生的支持，是有改善空间的”。像爱迪特那样的人，这种护理没有任何改善作用。
到了2005年，爱迪特逐渐无法适应社会生活，她恳求父亲带她去精神病院。她在三楼10平方米大小房间里多次企图自杀。有时，甚至打碎杯子，吞下玻璃碎片，闹出大事。据说她的手腕上有无数条割伤的痕迹。
在离家大约70公里的精神病医院的隔离房间里，爱迪特度过了6个年头。这也是法律措施，因为她“有可能危及家人的生活”。
……
皮埃尔一周去看望爱迪特一次。女儿那段时间神情恍惚的表情，他至今难忘。
“爸爸，你看。我简直是植物人。爸爸，你是科学家的话，告诉我一个容易的死法吧！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我会不择手段地去死的。”
皮埃尔不忍直视嘴角淌着口水的女儿。但是，他也不可能给出帮助自己的女儿寻死的建议。
皮埃尔称，精神病院里还有其他像她这样，想要寻死的年轻人。当时，精神病患者的安乐死不是很常见，再加上“因为是天主教医院，所以无条件地阻止了他们想要安乐死的愿望”。
结束一段时间的医院生活，爱迪特有时也会回到自己家里。皮埃尔带着她出去散步，到餐厅就餐，观赏电影，尽力想让她换换心情，甚至决定在家里养30只宠物老鼠。
她很享受这些时光，偶尔“她会浮现出幸福的表情”。父亲说道。提到精神病院的话题，爱迪特小声地这样答道：
“爸爸，那里吧，尽是些脑子不正常的人。”
在自己家里的生活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不久她又被送回了抑郁的世界。
